中国古代的名侦探们，个个都是断案奇才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开始在海滨杂志连载《福尔摩斯探案》以后，直到今天，“侦探”一词几近就是福尔摩斯的代名词。

或者换句话说，在两百年推理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侦探”一词在大多数时候指代的就是西方的名流神探形象（Detective）。

但是在汉语辞汇之中，“侦探”最先其实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即侦查、打探的意思，一般都是指军事侦查，最先呈现于宋代。

南宋名臣彭龟年有一篇《论解彦祥败茶寇之功书》，这里面的“茶寇”是指南宋赖文政起义，这是南宋比较重要的一次起义，终究为咱们很熟识的大词人辛弃疾所平，而这篇《书》便是介绍解彦祥在萍乡一带与“茶寇”军作战并将其击败的战功的，其中有句云“二十九日，解彦祥令四兵侦探，遇寇渔于周氏之塘，二人为寇所杀，二人脱走归报。”

到了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史三》写道：“余时在南京，日令人侦探，问驾帖曾经到否？”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秋练》中也有“生把臂梗咽，问：‘好事如谐，何处可以相报？’曰：‘妾常令人侦探之，谐否无不闻也。’”

《水浒传》第一百零六回《书生谈笑却强敌水军汩没破坚城》讲宋江的部队攻打王庆起义军占据的山南城的战斗：“宋江传令，教一面整理攻城器械，一面差精细军卒，四面侦探动静。”

以上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侦探”，都是侦查、探查的意思。

后来，“侦探”一词演化出了名词的义项。明人薛三才在《覆议蓟镇事宜疏》所论及的兵种之中就包含了“侦探”这一种，至关于咱们今天所说的侦查兵。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往往呈现名词释义的“侦探”，如《蜕》：“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茶社酒肆里都从新贴起红红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而且真有很多便衣侦探来视查那红纸条儿灵验不灵验。”《黑白李》：“我看见了，侦探跟上了四爷！”

因而可知，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名词，“侦探”并不是西方专属。一样，作为现代经常使用意义上的“名侦探”，也绝非西方独有，事实上，早在福尔摩斯、波洛等虚构作品中的角色诞生以前，中国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名侦探，他们不但活跃于小说、戏曲、评书、坊间风闻中，更是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本期“悬疑之疑”，就以及大家聊聊中国古代的断案高手。

铁面忘我：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百姓习惯称呼他为“包青天”，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也最受

《洗冤集录注评》，

铁骨护法：徐有功

徐有功以及狄仁杰同为一个时期，但他不像狄仁杰那样荣幸，在动荡的事态中，徐有功始终是那颗撞向高墙的鸡蛋——从这一点来讲，他的性情以及硬汉派侦探有类似的地方——内心柔软，铁骨铮铮。

徐有功出身于公元640年，名宏敏，字有功，是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其祖父是国子监博士。徐有功的职业生涯初期在蒲州任司法从军，即助理法官。

在任期间，徐有功便展示了自己内心柔软的一面，他不主意使用刑罚来迫使罪犯招供，而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慈祥、道德来感召以及教育罪犯，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真正地痛改前非。

“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这样的办案方式让蒲州百姓大为打动，各地民风因而逐步改善，同寅也对徐有功敬仰有加，从他的断案手腕中得到教育，也扭转了自己的行事风格。

徐有功像。

徐有功三年任满后，人们发现，他竟没有一次在审讯案犯时用杖罚，由此，“徐无杖”的名号便流传开来。

永昌元年（689年），徐有功因无杖断案被长安知道，从而宣诏进京，在大理寺入职。

从处所调任到朝廷，迎接徐有功的其实不是为期不远的步步高升，而是越发繁杂的官场环境，当时武则天亲临朝政，大唐正面临史无前例之变局，所有官员纷纭站队，无一人敢违背武则天的意愿以及命令。

但身处如斯繁杂的政治环境，徐有功却展示出了以及以前“徐无杖”完整不同的性情，首先，他从不奉承阿谀、惟命是从，即使身陷杀身之祸，也坚决保护法理的严肃，在他眼里，案件的公正比一切都重要。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颜余庆介入谋反案”。当时，贵乡县县尉颜余庆介入李冲谋反，武则天已经批准死刑。可是徐有功却在复核这个案件时认为颜余庆是个“支党”，按律至多只是放逐。上朝时他向武则天当面提出改判建议，要求依照法律，改判放逐三千里。

这起案件可是武则天已经亲身批示过的，再加之其他官员的竭力挽劝，徐有功面临的局面不亚于单枪匹马挑战千军万马。武则天也被徐有功的改判建议惹得十分不悦，她三番五次地诘问徐有功判断根据，满朝文武早已吓得挥汗如雨，但凡徐有功回答稍有不慎，当做同谋连坐亦未可知，可是徐有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武则天没有想到徐有功如斯敢言，但他的证据以及说辞确切无懈可击，终究还是武则天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让徐有功回去细心斟酌，再来汇报。

几天后，徐有功再次提出改判建议，武则天批示赞成。经由此事，武则天对徐有功刮目相看。

慈悲为怀与铮铮铁骨，这二者其实不冲突，反而在徐有功身上完善融会。以后又产生了谋反的事情，然而在剿匪进程中反贼已被杀死，武则天批准将反贼家眷视为连坐罪处死，徐有功再次上书，表明家眷并没有反意，自身亦无犯法，处死其实不合理。在当时的繁杂事态中，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徐有功断案所看的都不是对方的地位或牵扯到的繁杂利益，只是单纯的法与情。

同为中国的名侦探，徐有功可能并无太多疑案悬案的侦破记录，然而他所代表的，是中国古代侦探在身居高位时，怎么全力保护每一一个生命的尊严，同时也保护法律的基石不动摇的绳尺。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剧照。

以及西方侦探小说中的名侦探相比，包拯、宋慈们其实不会由于案件的不可思议而感到兴奋，也不会寻求与天才罪犯的较量。

中国的这些古代侦探，他们大多身居高位，既要确保在处理案情繁杂、基数庞大的案件时维持公平公正，又要时刻周旋于庙堂之上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那些独自关在房内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就为了破解一个密室的侦探们所没法想象的，也恰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美妙品德才会代代相传，法律所代表的正义也在千百年间始终得到守护。

作者/陆烨华

编辑/宫照华、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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