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去世16年后，儿子接受采访时揭秘：其实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透着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讲到哲学，却处处是辩证法，这真是个人才啊！”

1964年的时候，陈永贵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记忆犹新，毛主席握着他的手一直说道：永贵好，永贵好啊！

即便后来陈永贵在弥留之际，也仍然忘不了他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陈永贵，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从小就是农民，生在农村，没上过学，40多岁才会识字，将近50岁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请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他就是陈永贵，被誉为“农民副总理”，一生追随毛主席，追随中国共产党，1986年，陈永贵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份遗嘱，然后把骨灰撒在了自己的老家。

可时隔多年后，他的儿子却透露：父亲的遗嘱其实修改过。

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陈永贵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不知道上世纪50、60年代，在大寨发生了怎样的的事情。

1953年1月1日，新的一年伊始，也拉开了新的历史帷幕，而对于陈永贵来说，这一天不过是他农民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一天。

每天上山开垦和种田，成为了他雷打不动要做的事情，陈永贵总说：“我就是个农民，农民要干嘛？肯定要种地啊。”

不过这一年，他要做的不仅仅是种地，被推举为村书记的他，要带领全村人一起种地，把数百亩虎头山荒地开垦成良田。

凿山碎石，填坑犁地，陈永贵带着大寨乡村民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着，一心一意搞农业，亲自上阵，一丁点书记的架子都没有。

1959年的时候，全国大旱，许多地方的农田都干枯到开裂，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就连大寨乡也不能幸免。

本就地处黄土高原，常年少雨，再加上气候反常的干旱，让陈永贵苦恼不已，那个时候别说是庄稼了，连喝的水都很稀缺。

于是他带着村民，跑到很远的河里去一担一担、一桶一桶地挑水，最后总算是熬过了那一年的大旱。

保证了生活用水后，陈永贵又带着人在村里开始修蓄水池，还挖了一条引水渠，等到天上一下雨，就会把蓄水池和水渠积满，粮食的用水就也有了来源。

1962年，熬过了干旱的大寨乡，又迎来了土壤的问题，盐渍化、沙化、水土流失，层出不穷的问题在考验着陈永贵的智慧和耐心。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陈永贵带着村民们，发挥越艰苦越奋斗的精神，竭尽农民的智慧，改良了土地，再一次度过了难关。

第二年，看着长势良好的农作物，陈永贵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辛勤的劳动，为的就是这一天。

有句老话叫“农民是靠天吃饭的”，土地收成的好坏，全屏天公作不作美，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持续了足足一周。

雨水肆虐而过，形成了洪水，不仅冲毁了庄稼，冲垮了大寨乡村民的住房，也冲散了每个人心里的希望。

“这还活啥呀，一场雨，房子塌了，地也淹了，活着的奔头都没有了。”村民伤心绝望，陈永贵心里也很难受。

“各位，我要恭喜大家，这么一场洪灾，我们大家都还健在，这难到不是好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房子没了还可以再建嘛，不要去担心那些，只要人还在。”

陈永贵前几年，才刚刚在全国扫盲运动中学会认字，他的第一本扫盲书籍，就是《毛泽东选集》，这也难怪他说的每句话，都处处透着毛主席的思想。

就这样，大寨乡村民在陈永贵的鼓励和开导下，再次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灾后重建和田地劳动当中去。

这一年，遭受了种种灾难的大寨乡，以总粮食产量突破56万斤，亩产704斤的记录，获得了整个山西省的表彰。

在那个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从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状况中走出来的时候，陈永贵带领着大寨乡实现了增产增收，为其他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1963年底，陈永贵受到邀请，在大会上介绍经验，当时参加大会的，有一个山西籍的作家赵树理，他听完了陈永贵的介绍后，激动地说出了这番话。

“真的，他一句没提到毛主席，但是他讲的每件事，都透露着毛主席的智慧思想，我是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很快，陈永贵的事迹就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中，1964年3月，毛主席例行外出视察调研，在途径河北邯郸的时候，见到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

“陈永贵是谁？”毛主席的询问令陶鲁笳摸不着头脑，但他还是如实地告知：“主席，陈永贵是昔阳县大寨乡书记，去年大寨乡粮食产量突破56万斤。”

毛主席听完后来了兴趣，继续追问陶鲁笳：“那这个陈永贵是哪几个字？”陶鲁笳赶忙拿出纸笔，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

写完后，陶鲁笳知道毛主席想了解陈永贵的事迹，就把他怎么身体力行，带领大寨乡村民克服万难，艰苦奋斗的故事讲了一遍。

毛主席听罢后，高兴地手指在半空了轻点了一下说道：“很好嘛，跟打仗一样，不亲自去参加，如何会指挥呢？真是山沟沟里出了好“文章”啊！”

山沟沟里，陈永贵用艰苦奋斗的故事，书写了一篇具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他也因此被邀请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上向全国分享经验。

从山沟沟里的农民，一下子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就连毛主席都亲口作出指示：“要多多学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尽管受到这样的殊荣，陈永贵依然没有“飘”，一直勤勤勉勉地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代表山西农民的白毛巾，无论走到哪里都一直被他戴在头上。

1964年底，陈永贵受邀前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他十分激动，却没想到一件更激动的事情发生了。

毛主席要邀请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聚会！周总理告诉他，毛主席为了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劳动代表，特意从稿费里支出了一些钱，在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小宴会厅摆了3桌菜。

一进宴会厅，陈永贵就看到了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还有王进喜、邢燕子这些全国劳动模范。

“永贵，你好啊！”陈永贵刚走到毛主席身边，就被毛主席拉住了手说道，随后他坐在了旁边，毛主席热情地给他介绍湖南菜。

“多吃点，吃菜，永贵，吃菜！”看到陈永贵略显拘谨地坐在那里不肯动筷，毛主席亲自为他夹了一筷子菜，看着他吃下去才满意地笑了笑。

“你今年50了吧？50还能有这番劲头，真是好样的，不过有一点得记住，有了功绩，不要翘尾巴，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让陈永贵受益良多，他回到大寨乡后，仍旧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里劳作，准备带领大寨乡再创新佳绩。

陈永贵有一个习惯，不管是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荣誉，受到多大的表彰，他都离不开种地，要一直和农民们一起在田里劳作，他才安心。

“我就是个农民，不到田里去我去哪？不去了解土地，怎样能让粮食大丰收呢？”1969年的时候，陈永贵再次见到毛主席。

“永贵，你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嘛！”毛主席看着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穿着布大褂和布鞋，活脱脱一个晋西北农民的模样，就开玩笑地说道。

“永贵当了官不像官，还是那个老样子，这样才对嘛，不要翘尾巴。”陈永贵得到毛主席的赞赏，颇有些憨厚地笑了起来。

1975年，陈永贵再度来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在会议上宣布了任命陈永贵为新一任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会议一结束，他赶忙火急火燎地找到周总理，想要推辞掉这个职务“总理，我没啥文化，恐怕当不了这个副总理啊！”

周总理反倒颇为严肃地说：“永贵，选你当国务院副总理是组织上的决定，自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你还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接受安排！”

一句话让陈永贵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了任命，但他有一点要求：不迁户口到北京，也不要国家给他开工资。

周总理看他那劲头上来，再争论下去也没啥意义，就不再多反驳，姑且算是答应了他，可该属于陈永贵的待遇是一点也不少。

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后，陈永贵就暂时先住进了京西宾馆，等钓鱼台国宾馆安排好了以后，他就搬到了钓鱼台。

本来组织上给他配备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班，还有照顾他生活的管理员，可他却越过越不自在。

扫地，做饭，洗衣服，都有人帮他干了，他反倒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一样，没几天就抢着干，警卫员要帮他，他还颇不乐意。

每天吃的还是在大寨乡的时候吃的小米粥加咸菜，还老喜欢蹲在院子里吃饭，秘书劝他到桌子上吃，他笑呵呵地说“蹲着吃，香！”

甚至是院子里的空地，他都找了个锄头，把地给松了松种上了蔬菜，像是豆角、西红柿，成熟了就拿到厨房自己剁巴剁巴给吃了，吃不完再送给警卫员和炊事班。

每月领着大寨乡给他的工资，加上国务院给他的一点补助，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堪称是“国务院里最穷的人”，一个月也就100来块钱。

他的老婆和孩子，一年到头都添不了几件新衣服，大儿子要上学，陈永贵为了攒出来学费，吃了一个月的杂粮馒头。

陈永贵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身边的人，在出使墨西哥的时候，同行的人要去逛一逛市场，买个手表回去，陈永贵厉声地斥责了他们：

“周总理还戴上海手表呢，你们如何能戴外国手表？”；

在视察拉萨的时候，有人提议到布达拉宫去看一看，他却摇摇头“那有啥可看的，我们到庄稼地里去看看吧。”

除此之外，他还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工作一段时间以来，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在处理很多事情上犯困难”

“特此申请让我可以有3分之一的时间下地，3分之一的时间工作，3分之一的时间学习，而且还请出席允许我搬出钓鱼台，我实在是不习惯。”

毛主席看完信后忍俊不禁，就准许了他离开钓鱼台，在北京胡同里定居，而且可以以“三三制”来工作。

就这样陈永贵当了5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却渐渐地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于是在1980年，65岁的陈永贵拜托大儿子写了一封辞职信交了上去，他主动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辞职后，他第一时间就申请回老家大寨乡生活，可是党中央却没有批准，因为此时的陈永贵身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陈永贵以前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老喜欢抽大旱烟，一抽就停不下来，后来当国务院副总理了，没有大旱烟就抽香烟，为了省钱，总是抽3毛一盒子的低价烟。

抽了一辈子烟的陈永贵因为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他让妻子收拾收拾财物，结果就收拾出了8000块钱，干了5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就攒了8000块钱。

“我想死在家乡，但是国家不同意，也罢，你把这些钱全部交了作党费，就当作是我感谢党和国家照顾我，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吧”

弥留之际的陈永贵打算将全部身家上交，还立了遗嘱，可妻子却不愿意了，“你把钱都交了，以后孩子上学如何办？”

陈永贵的小儿子马上要上学了，可是家里竟然拿不出钱来供他上学，陈永贵听完后略显无奈，只好听从妻子的改了遗嘱，拿出其中的3000块钱当做学费，其余的全部交党费。

即便是当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依然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给儿子做了一个好榜样。

这就是“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的一生，都保持着农民的淳朴和本分，从不逾越，令人敬佩，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