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到底如何影响手机成瘾？

艾森克认为人格是现实生活所体现的行为方式总和，可以用来预测或解释人的行为。手机成瘾与人格的研究，主要从艾森克和五大人格量表来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发现人格的某种特性与手机过度使用有关，人格能直接预测手机成瘾。

以“大五人格”测试结果显示，具有外向型倾向的被试，更多地使用手机通讯和短信服务，利用手机进行社交交流。亲和性低的人更喜欢使用手机游戏。

人格到底如何影响手机成瘾？研究者从人格的易情绪化、易孤独、冲动性，感觉寻求进行解释。

神经质的人情绪化、冲动、缺乏自控力喜欢通过手机进行社交；严谨性低的人自控力也低，做事缺乏计划，常常沉迷于手机快乐之中忘记当前任务；宜人性低的人，疑心重，对他人具有抵抗性与排斥性，面临负性事件会依赖于手机排解心情；开放性水平低的个体，喜欢沉迷于自我世界，不善于人际沟通，通过手机来缓解和逃避内心孤独、沮丧。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内外向都会导致手机成瘾，内向倾向的人依赖手机的社交抚慰打发孤独感，外向倾向的人沉迷手机社交交流的便利，在手机打开的网络世界里寻求新奇。

手机成瘾者的时间管理倾向与正常者也存在差异，手机成瘾者在使用手机功能时，会沉迷于手机的使用，导致时间感丧失，感知时间流逝较快，对时间监控能力不足，没时间感。

玩手游忘记时间吃饭；另外在手机无法使用时，戒断反应增强，会感知无法使用手机时间漫长。即低水平的时间管理预示着更高水平的手机成瘾，手机成瘾者无法有效管理使用手机的时间导致凸显和戒断症状。

不过，最新研究表明时间管理能调节技术设备与学业成绩，当手机作为获得学习资源的工具，只要个体具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就能缓解手机对学习的干扰。国内吴玉和杜春香指出时间管理倾向对手机成瘾负向调节作用，时间管理能力高的个体善于对自身的时间监控，能有效的安排时间与任务，不容易超时使用手机而荒废其他任务，而不易形成手机成瘾。

手机成瘾能诱发个体的焦虑、孤独、无聊等负性情绪，焦虑、孤独已被研究者所重视，无聊却为人所忽视，这种差异性由情绪的诱发机制不同造成，焦虑、孤独等情绪大多由较高主观价值以及重大应激事件所诱发，无聊情绪则由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缺乏刺激性和敏感的情绪体验导致。

国外研究者认为无聊是个体在某个任务中感到漠不关心、注意力不集中的一种不愉快、暂时性情绪。受自身内部和外部刺激调节，如个体过度内在体验，无法提起兴趣的郁闷，面对单调、无趣任务时的烦躁、不耐烦。在行为上表现为不断地打哈欠、伸懒腰和扳手指等。

在技术成瘾领域，无聊倾向发挥着独特作用，首先，无聊倾向能直接影响人们对技术的感觉寻求，高无聊倾向的人更渴求具有丰富刺激性的手机；高无聊倾向的人对推送信息更敏感。

另外，无聊倾向还能通过外向性、神经质人格影响手机成瘾，无聊倾向能改变外向性、神经质人格的个体对手机的满足感；最后，无聊倾向的个体相对于正常者在手机使用模式上也存在差异，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分析无聊倾向的手机使用行为，发现高无聊倾向的个体，日常更高频率地使用手机社交、打开推送中心、改变屏保和打开软件等行为。

也就是说体验到无聊情绪越多的大学生，更容易依赖手机打发无聊，无聊情绪倾向正向增强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神经系统与身体认知人格特征是个体手机成瘾的心理基础，而异常的神经系统和不健康的身体则为手机成瘾提供了生理机制，牛志民对辽宁医学院学生的手机成瘾、睡眠质量、负性情绪进行测量时，发现当个体存在睡眠问题的时候，会引发焦虑情绪，增强手机成瘾程度。

个体对自身难以控制的身体状况也是有认知的，动机理论中的自我图式理论认为对自我生命质量的主观评价低导致的自我怀疑、自我效能低下和消极自我评价也会负向预测手机成瘾。即对自身身体不满意的人容易产生低自我效能感的不良认知。容易在网络中寻求满足，增加手机成瘾的可能性。

总之，在手机成瘾之前，情绪化、易孤独、冲动性、感觉寻求得人格特质、异常的神经系统、身体的不健康、不良的认知组成了个体易感化得特征，使其比他人更易成瘾。

亲子关系个体的生存环境是手机成瘾的危险性因素，对手机成瘾的诱发表现在不良的亲子关系、不适应的人际关系和缺乏社会支持三个方面。上文提到人格会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那么人格的养成是否也会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家庭是孩子形成人格的重要场所，亲子关系是人类出生开始的首要关系。国内外研究者认为亲子关系中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亲子冲突，亲子沟通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与成长发展。在手机成瘾研究中，亲子关系的好坏能直接预测到手机成瘾程度，例如，父母的教养方式中父母的偏爱会导致人际关系中自私倾向，进而引发孤独；父母的拒绝否认则会导致个体自我认同性低；母亲过分干涉保护还会导致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低。

这种父母的偏爱，拒绝否认，母亲过分干涉保护长期影响下，孩子更容易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这种不安全的依恋如恐惧型和专注型导致的孤独，焦虑情绪，自我控制力下降转而成为手机成瘾的诱发因子。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危害，成瘾行为是依恋失调的表现，个体对手机的依赖是动机中依恋需求的转移和补偿，是正常依恋未能获得满足的变形。如果个体的依恋表现出无价值和不信任等不安全的消极特征，就会在手机中寻求安全感。

另一方面父母对儿童的教养通过父母的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间接影响孩子，比如父母“低头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手机成瘾，因为父母的“低头族”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是亲子间相处和互动的主要内容，父母如果表现出的一种“冷落”孩子常态化现象，这种冷落会导致孩子缺乏关爱产生孤独和面临生活问题无法求助的焦虑，父母的“低头族”现象已使手机成瘾成为儿童不可忽视的发展性问题。

最后，在个体成长中父母冲突和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也会使个体缺乏安全感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危害，感到孤独，当个体感知到父母冲突时，会产生对冲突后果带有自责的认知评价，这种带有个体认知特色的消极评价会导致焦虑、孤独等心理适应问题。消极认知评价与孤独感是父母冲突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链式中介。

人际关系个体在成长发展中总会离开家庭，面对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顺利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时，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原有的社交需求只能在网络中寻求精神安慰和社会支持。

另外，低社会适应面对正常社交情境，会出现社交情境的消极判断，认为别人不友爱，自己很难融于社会的焦虑心境。

社会支持家庭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个体的可利用的社会支持，当个体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则会增加手机的使用。

社会支持是个体对自身被爱的感受，对个人价值感的认知，良好的社会支持能保护个体处于健康的社会环境。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与个体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紧密相关。吴喆在总结社会支持机制模型时，认为社会支持用三种作用来影响个体成瘾水平。

国外学者最早对手机相关功能成瘾，进行为期5个月的跟踪研究。他根据手机信息成瘾将使用者分为过度使用者和依赖使用者，发现两者手机信息成瘾的发生机制不同，过度使用者与新颖寻求，探索，好奇心，冲动性有关，而依赖使用者与低自我导向性，无目的性，不成熟依恋有关。即手机的成瘾使用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不同的发生机制具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和特征。

另外，和提出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三种路径：一是过度寻求慰藉路径，个体受不安全依恋、社交焦虑影响，期望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心理慰藉，形成成瘾性手机使用模式；二是个体的冲动控制路径，冲动性、低自控力使个体的行为具有随意性，造成各种问题性手机使用，形成反社会性手机使用模式；三是外向性人格路径，外向性人性格开放，乐于与他人交流，把手机作为与他人广泛社交联系的工具，进而获得网络社会支持，形成冒险使用和成瘾性手机使用模式。

Han、Kim和Kim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个体的记忆、自我延伸、依恋和趋近与无手机恐惧存在着定向关系，在进一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证明个体的“自我”意识能延伸到对手机的记忆中，当个体具有高依恋倾向时，对手机具有更高的趋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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