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背景，及其在宫廷里的艺术活动

清王朝是在明代遗墟上建立起来的，清代特定的文化、经济以及政治背景的沉淀，造就了这一时期独有的宫廷绘画风貌。

满人崇尚武力，世祖入关，承袭旧制，延续了明代的先进文明成果，一脉相承的院体花鸟体系，也在极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

自古历代王朝的宫廷绘画，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当时的宫廷政治背景问题，院体花鸟画亦是如此，它的发展面貌，受到当时一系列宫廷制度的影响。

随着传教士陆续进入到清廷为皇室服务，中西方的绘画语言也相互影响，不断融合。

院体花鸟绘画在清朝前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具有装饰、观赏作用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功能。

本文笔者就为大家阐述下，清代西洋传教士画家来华的背景及其艺术活动。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并非始于明末清初，在此之前便有联系，但基于公元 17、18 世纪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使得它成为两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时期。

15 世纪的欧洲列国，先后将封建的社会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制度，而诸如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临海国家，为求新生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借靠先天的地理优势，率先开启了探索的航海之路。

明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瓦斯科带着他的船队横渡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首次踏上了印度这片广阔土地；而后西班牙人哥布伦，为了寻求一条通往东方领域的新航线，接触到了美洲大陆；公元 16 世纪，麦哲伦率领船环球一周。

从欧洲各国国家的角度来说,世界地理的新发现已经引起了他们足够的兴趣,于是欧洲宗教便组织人员纷繁前往东方国家,以进行文化的传教和艺术研究等工作为理念，投身到天主教徒探险远征的拓展活动。

自明末意大利人利马窦来华后，欧洲天主教不断派遣神职人员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这些传教士都受到过高等教育，终身信奉宗教，并在中国发展了信徒，各处建立教堂。

到了清初时期，西方的传教士画家已经成为中西方艺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逐渐将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中国绘画风格传入中国，大量的传教士画家也进入了中国宫廷，开始了他们在清宫内担任供职的工作。

清入关后，原本服务于明朝内廷的西方传教士，大部分直接进入清朝，被统治者所用。

以汤若望为首的耶稣会士深得忠亲王以及顺治帝的信任，尤其是顺治皇帝，与汤若望过从甚密，交往频繁，特别信任他。

特尊称汤以“玛法”，命他为秦天监，赐他太常邵青称号，三代册封。

而清朝康熙皇帝基本继承了顺治皇帝的遗愿，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向他们学习各种西洋知识。

雍正元年，皇帝实行禁教政策。

散去大量天主教传教士，命教民改宗，并将居留在京内的传教士安排进广州的天主教堂，不允许其外出开展传教活动，亦不准百姓进入。

“各省大大小小的宗教神龛被拆毁，神龛的所有院落都改名为神龛仓库，或又更改名号称为圣堂学院，一所一处不留。其堂之全体圣像、圣殿圣祠，尽管屡遭大火焚毁从来皆为中国各大圣教之厄，未有惨烈于是时者也。”

但尽管如此，雍正秉承“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成其教”原则，将部分有特长的传教士留在了北京，有绘画才能的传教士被纳入宫中，成为了专门的宫廷画师，例如郎世宁、王致诚实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重用。

乾隆前期，欧洲的传教士和画家则更加受到了重视，乾隆皇帝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会破例奖励有才能的画家。

例如，乾隆曾授予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苑卿的头衔，即礼帽侍郎，另一位西方画家王致诚也被授予四顶礼帽。

由于此时郎世宁的画风十分受到弘历喜爱，越来越多的传教士画家进入到清宫，依循乾隆的喜好和审美趣味，依照要求，创作出了大量的郎世新体画，并且同宫内其他画家交互交流学习，一度成为了画院的绘画主力，奉命进行各种重大事件的记录和绘制，极大程度上左右了清宫画院的创作内容及绘画风格。

在清初康乾这一时期供奉于内廷的诸多传教士画家中,以郎世宁的绘画在历史上地位最高，影响也最为显著，传入后世的其他绘画作品也最多。

郎世宁来自意大利米兰，于康熙晚年期间以耶稣传教之由抵达中国，北上京师，因其艺术和绘画水平出色而被皇帝选召进宫中，成为了宫廷的画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宫廷画家生涯。

例如雍正元年的《聚瑞图》就是我们目前见到郎世宁最早的绘画作品，之后郎世宁在宫中创作了大量的纪实以及人物鸟兽等绘画作品，深得三代皇帝喜爱与重视。

从郎世宁在宫中的创作生涯来看，他的绘画艺术成为了中西方艺术碰撞的产物，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因此他的成就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运用，而自身在不断求变与创新中担当了“中西融合”践行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除郎世宁之外，亦有不少外籍画家在宫中供职，例如法兰西人王致诚，其画艺与郎世宁难分伯仲，他出生于法国多纳，原名阿提利，1738 年随耶稣会一同来东方传教，服务于清廷也长达三十余年，与郎世宁合作也留下了大量的宫廷绘画作品。

还有欧洲画家贺启蒙，1770 年来华传教，据清档记载，乾隆三十七年贺清泰就在宫中开始作画，由于郎世宁与王致诚等出色画家此时已相继离世，故贺清泰在此时得到重视，承担起宫中各大重要绘画任务，流传下有《白鹰图》、《贲鹿图》等。

另有一位意大利人潘廷章,与贺清泰同期在宫中为宫中供奉作画,供奉一直持续到清朝乾隆末期,他也曾为当时北京当时的皇家教堂绘制过许多具有宗教色彩的壁画,与贺清泰合笔共同创作了一幅重大题材的纪实花鸟画作品——《廓尔喀贡马象图》。

传教士画家在宫中特由皇帝支配，奉圣命作御用画稿，同时教授给中方画家西洋的绘画技法，而部分作品是由皇帝指派的中西方画家合力绘制，因此清初的宫廷画院出现了“合笔”现象，这种创作模式使得中西方画家的美术交流更为密切。

《清档》中有多处可见记载：“雍正元年，班达里沙、永泰六人仍旧在郎世宁处学画”；乾隆三年，皇帝传旨；“双鹤斋着郎世宁徒弟王幼学等画油画”；同年，“着郎世宁丁观鹏等将海色初霞画完，时往邵景轩画去”。

根据以上材料的记录，我们得知，清初时期宫中跟随传教士学习绘画的人数众多，规模是相当庞大的，部分掌握了中西方画法的画家，如画家王幼学、王儒学、焦秉桢等人学习了油画技巧及透视画法，在画院内已然形成了具有特殊风格的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