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国祚百余年,皇帝因种种缘故,为麾下逝去的重臣诏立墓志

墓志撰写作为汉人传统习俗,于隋唐时期渐趋完备,金代虽为女真族政权,但在攻打辽宋之后,多将其民众纳入自己的治下人们,原有习俗不会因政权的更迭立刻改变,因而为死者撰写墓志的行为,得以延续下来。

金朝国祚百余年,皇帝因种种缘故,为麾下逝去的重臣诏立墓志

金太祖建国即收国元年(1115),到金朝灭亡天兴三年(1234)之间所撰写的金代汉文墓志,多载撰者姓名及其社会身份。

不仅是为死者歌功颂德,寄托丧家哀思的应用文体,还是丧家以死者名义与撰者进行联系与社会交往的桥梁。

奉敕撰铭:功勋与血胤

在金代,有些墓志是由皇帝亲自下诏,指定撰者为墓主所作的。皇帝往往通过敕令撰铭来表达对墓主的尊敬与哀悼,以这种方式嘉奖有功之人,不仅可以起到教化社会,激励臣民的作用,还可以树立自己开明仁君的形象,巩固皇权,稳定统治。

金朝国祚百余年,皇帝因种种缘故,为麾下逝去的重臣诏立墓志

皇统三年(1143)的《时立爱墓志铭》由宇文虚中奉敕撰铭。时立爱,金朝故相,先仕于辽,于辽大康九年(1083)登进士第,由于其所治清明,颇受辽主赏识。

天辅七年(1123),时立爱因对其时辽朝政治情状失望,转而率部归金。金朝初定,“万里耕稼,民物熙阜”的太平景象,皆有时立爱之功。

皇统三年八月,时立爱薨,金熙宗令赵庆袭监护丧事,并命宇文虚中为其撰铭。宇文虚中是由宋投金之臣,其降金后,熙宗言:“得汴梁时欢喜犹不如得相公时欢喜”,后虚中又奉命为金太祖撰写《太祖睿德神功碑》,并因此进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可见其颇受重用。

据《三朝北盟会编》载,金朝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学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可见宇文虚中在金朝初期的制度建设中举足轻重,金人称其为“国师”,政治地位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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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宇文虚中的文化素养更是不容小觑,赵秉文曾书:“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党公”。宇文虚中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学上都声望颇高,金熙宗命其为时立爱撰铭,反映了熙宗对时立爱的重视。

除上述为新亡者敕诏撰铭外,世宗统治时期,还诏令史臣为先前已逝女真功将补撰墓志。大定十七年(1177)的《完颜希尹神道碑》是“翰林直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行秘书少监王彦潜奉敕”所撰。

完颜希尹家族多出武将功臣,其本人亦跟随金太祖四处征战,是为开国名将。天眷三年(1140),金熙宗因疑希尹“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下诏将其赐死。

直至皇统三年“上知希尹实无他心”,才为其平反,《完颜希尹神道碑》正是在完颜希尹逝世37年后,金世宗念其遭遇与功绩,为延功臣之赏以安定基绪而特敕王彦潜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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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的《完颜娄室神道碑》,亦是金世宗命王彦潜补撰而成。完颜娄室与完颜希尹同属完颜家族,祖、父皆军功卓著,幼年时便“简重刚健,矫捷过人,手之所及,无不超越”。

完颜娄室父知娄室军事才能,将其献予穆宗,穆宗寄之军族重任。完颜娄室少年时便追随穆宗讨伐萧海里,后又随太祖灭辽伐宋,一生都驰骋于南北疆场,“数千百战未尝不捷”堪称“常胜将军”,威名震慑南北。

完颜娄室军功之高“自国初迄今,言将帅臣无能出其右者”。因此,在其死后屡获殊荣,世宗诏王彦潜作《完颜娄室神道碑》表彰其功,亦有以其作为榜样垂教女真后世之意。

为皇亲贵胄撰铭

除朝廷重臣之外,皇帝亦曾下诏为其亲族撰铭,以示墓主地位及功绩,这些志主不仅包括皇帝的同姓血亲,还包含外戚,墓主因皇室亲族身份的加持,往往更易得到敕撰的赏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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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二年(1202)的《蒲察胡沙墓志铭》由墓主孙“塔失不立石”。据墓志与《金史·窨宗钦慈皇后传》可知,蒲察胡沙生于外戚世家,其祖父蒲察按不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妹妹,也即韩国大长公主为妻;其长姐为世宗皇帝兴陵崇妃。

蒲察胡沙本人亦娶世宗皇帝第三女兖国大长公主为妻,是为驸马,地位较高。与上文所记《时立爱墓志铭》《完颜希尹神道碑》《完颜娄室神道碑》不同。

《蒲察胡沙墓志铭》的题署中没有“奉敕撰”等明确表示撰者承皇帝旨意撰铭的字眼,然铭文所记“哲人其萎,上闻震悼……涯恩厚惠。特命重臣,以为致祭。”

表明章宗对蒲察胡沙的逝世深感痛惜,命重臣祭悼,并诏令塔失不撰其丰功于墓碑之上。除了上述奉敕撰铭的墓志外,金代还有两方特殊的汉文墓志,属于金朝统治下的伪齐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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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九月,刘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册命称帝。

此两方墓志的主人正是刘豫的妹妹刘氏与妹夫傅谅。《齐故卫国长公主墓志铭》《齐故通侍大夫驸马都尉傅公墓志铭》二志撰者皆为罗诱,傅谅及傅谅妻墓志中,未记罗诱与二人关系及其撰铭原因。

然铭文中载“以阜昌五年二月十六日敕葬于济南府长清县和平乡”,由敕葬行为推测此墓志为奉敕所撰的可能性较大。

又考罗诱任官经历,其于伪齐阜昌四年(1133)癸丑进士及第,刘豫认为他“硕谋远略,灼见敌情,舆论佥从皆所毗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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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罗诱系伪齐政权的重要谋臣,是刘豫的左膀右臂,墓主刘氏又为刘豫妹妹,所以笔者颇疑刘豫命罗诱为傅谅夫妇作铭亦是有可能的。

功勋与血胤:以巩固皇权为中心

在“奉敕撰写”的墓志中,撰者往往未表明自己与墓主的关系,皇帝作为联结二者关系的桥梁,在撰写墓志这一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古代,由皇帝下诏为死者撰铭,是死者家族至高的荣誉,肯定了死者对朝廷的贡献及其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此殊荣必非常人可得,死者要么有功勋加身,深受皇帝尊敬,要么与皇帝有血胤关系,亲情加持。

而对皇帝来说,敕撰除具有赏誉功用外,还是他拉拢功臣贵族,巩固政权的有力手段。

金朝国祚百余年,皇帝因种种缘故,为麾下逝去的重臣诏立墓志

时立爱逝世后之所以得到敕撰的待遇,或与其下原因密不可分。首先,时立爱于战乱时献忠于金,且面对宋朝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对金的忠诚可见一斑。时立爱原为辽朝旧臣,因其“刚正敢言,忤权贵”而备受重视,累迁至高官。

天辅七年,金太祖占领辽燕京,派遣平州人韩询持诏招降时,时立爱审时度势,率众归降。

金朝占领平州之初,未拢民心,民间多传金朝存恤百姓只是缓兵之策,时立爱因此劝谏太祖应以招抚降民为重,建议金帝“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太祖对其嘉叹不己,并纳其上言“约束兵士”,若“秋豪有犯,必刑无赦”,命时立爱率众安抚百姓。

时立爱的安抚之策减少了汉人抵抗,使女真得以迅速征服汉地,利于女真统治的安稳。未几,时立爱归还家乡新城,恰逢金“以燕、蓟与宋,新城入于宋”,宋慕时立爱名甚久,屡召其入朝做官,因见“宋政日坏”,时立爱拒不应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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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金兵伐宋之时,时立爱率子孙欣然往之,拜于金师麾下,追随完颜宗望。其次,时立爱军功卓著,吏治清明。

时立爱仕金多年,征战四方,多次出谋划策,立下大功。除军事功业外,他还治民政,“以清净安民为先”,使得战乱之后,民众得以安宁,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太祖即位之时“天下大定,岁屡丰稔”。

因此在时立爱逝世后,熙宗亲自下诏令宇文虚中为他撰写墓志铭,鼓励其为金效忠、建功立业的行为,以教化时人,稳定政权。

金世宗完颜雍是趁海陵王伐宋失利之际即位的,虽官方将其称帝曰为天命所归,实质却是篡位夺权。

世宗即位初,贵族矛盾与人民叛乱频仍,因此他迫切需要塑造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并拉拢世家大族,巩固皇权,下诏为完颜希尹等开国大将补撰,是其达到此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

金朝国祚百余年,皇帝因种种缘故,为麾下逝去的重臣诏立墓志

完颜希尹,官至大金左丞相。初,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常在行阵”为金朝的开国立下卓越功勋。

金太祖去世后,希尹跟随金太宗,获辽主,执宋主,在灭辽伐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由于女真民族没有文字,故“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随着抗辽进程的加快,金朝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从辽朝附庸一跃成为可与辽分庭抗礼的政权,迫切需要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字。

希尹担此重任,奉敕“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创制女真文字,为日渐势强的金朝打下文化基础,对提高女真民族的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除此之外,金熙宗即位后,希尹任左丞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积极辅助熙宗进行政治改革,促使女真迅速向封建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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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完颜希尹在金朝初年取得不朽勋绩,但最终被金熙宗赐死。金世宗为希尹补撰不仅是对他生前所作贡献的肯定,也是借为其平反一事塑造自己的仁君形象,更加强化海陵王喜杀戮的负面印象,让人们在心理上对世宗即位有所认同。

除此之外,据《完颜希尹神道碑》《完颜娄室神道碑》等载,完颜希尹家族在女真完颜部兴起、统一各部落、灭辽立金到建国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多担宰职,在朝廷上具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金世宗敕诏补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完颜家族地位和声望的进一步抬高,完颜家族必定对世宗心怀感激,从而拥护世宗,达到其巩固皇权的目的。

如时立爱、完颜希尹、蒲察胡沙等,由皇帝亲自下诏撰铭的墓主,皆为金朝开国功臣或皇亲贵胄,他们多随金主征战辽宋,建国后又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树,深受皇帝的重视。

金朝国祚百余年,皇帝因种种缘故,为麾下逝去的重臣诏立墓志

且皇帝下诏为功臣、亲族撰铭的先例自辽宋即有,如宋李清臣《韩献肃公绛忠弼之碑》、宋欧阳修《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辽王晓《耿崇美墓志》、辽王师儒《萧袍鲁墓志》等皆奉皇帝敕诏所撰,志主也多功勋等身。

金随前朝及汉王朝遗制,亦对功臣施诏敕撰铭之赏。而对皇帝来说,其命重臣护葬、撰铭不仅是对功臣的赏誉,更欲借此彰显自己仁爱君主形象,拉拢墓主背后的世家大族以巩固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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