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世家的发展

两汉时期，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所谓世家，广义上可理解为权力世袭的家族系统。春秋时期的大夫，是“世禄”、“世卿”的家族，故称为“世家”。世家的形成根据家族权力来源有不同种类，但共性都是宗法封建性的统治阶层，都具有政治上的统治性和经济上的垄断性。

本文将时间锚点定在两汉时期，研究该历史阶段不同世家大族的发展历程，并尝试探析其兴衰变化规律。

一、世家大族的萌芽

1、功臣世家

两汉时期，世家大族发展形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形成世家大族的重要成分之一是由军功世家贵族化而来的的功臣世家，自军功爵制实行后，出现了一批“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的军功家族。

这些军功家族除接受“食邑”、“赐邑”等经济上的赏赐以外，同时还享有政治上的权力，如“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

汉代初期，刘邦曾下诏：“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高后时，“诸有功者，皆受分地为列侯”，这种分封形式使得功臣后代成为享有世爵、世禄特权的功臣世家。

2、官僚世家

官僚世家是封建集权统治官僚机构的必然产物，封建集权以皇帝独裁为核心，其下的官僚群体一方面唯皇权马首是瞻，另一方面也钻营着从独裁的皇权中分一杯羹。

在汉代，宰相封侯即是官员获取特权的表现，《汉书·外戚恩泽表》序说：“至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于是宠以列侯之爵……自是之后，宰相毕侯矣。”

宰相封侯道路开辟后，任子制度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官僚世家的形成。任子制度确保了部分官吏的终身任职，同时也将子承父任、兄弟相继的合法性确立了下来。

官僚世家子弟出身于“身宠而载位高，家温而食禄厚”的家族，凭借着家族门荫，在政治上“以公卿子著材知名”。

西汉时期的张安世家族是由普通官吏发展为官僚世家的典型，张安世的祖父仅为一普通官吏长安丞，他的父亲张汤深受汉武帝重视，甚至“天下事皆决汤”，张安世凭借父亲的权势，后“尊为公侯，食邑万户”，到张延寿时，更权势滔天，张氏官僚世家可谓源远流长，“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黔，封者莫与为比。”

3、外戚世家

所谓外戚世家，是通过婚姻裙带关系攀附于中央集权的一股政治势力，也可认为是中央独裁集权政治系统下的必然产物。

对于外戚势力，封建君王对于其不可完全扼制，也不能任其发展，对其是既依附又戒备的状态，而后妃篡权、外戚专政则是矛盾的突出表现。

汉高祖刘邦为了防止外戚专政，订立白马盟誓，“非刘氏不王”，违者“天下共诛之”。可刘邦一死，吕后即“欲王诸吕”，外戚势力的膨胀对于皇权政治是很大的威胁。外戚作为后党派擅政的时间越长，外戚世家的根基就越深厚，外戚世家的人数就越多。

4、儒学世家

汉代初期，统治阶层们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拨乱反正的改变之一就是正确看待儒学，将其作为封建宗法的道德观，这大大促进了家族政治化，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和加强。

《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举贤良方正、察举孝廉都以是否精通儒家经典为首要条件，在尊儒的情况下，儒学也是世家大族们贵族化，标榜有教养和威望的装饰品。汉武帝时期，“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儒学世家并非都要成为官僚，但他们要致仕则十分有利，儒学世家享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及较高的社会威望，征辟和察举主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形成“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欲除吏，先为科例……”

二、世家的发展

西汉时期，主要是西汉后期，各个世家的势力都在蓬勃兴起，但他们的势力分属于不同的集团，没有联合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这表明世家大族的发展还处于萌发期的阶段。

东汉政权的建立者是以刘秀为首的南阳豪族政权，随着新政权的更替，必然有新贵族诞生和旧贵族的败落，而东汉中兴的意义导致旧贵族势力保存较多，加上新贵族势力形成，世家大族的氤氲和发展有了有利的土壤环境。

1、功臣世家的联姻与外戚世家势力的膨胀

东汉初年，大量功臣被封侯，不少位列公卿，与西汉初年大批功臣遭到权力的剪除不一样，东汉功臣的封赏可“传世不绝”，子孙世袭，长期控制政权，这使得功臣世家成为垄断性世家，不仅在政治上显赫累世，在经济上也“多受广地，或连属县”。

而外戚世家势力迅速的膨胀，则主要由于功臣世家和皇室联姻的加强，如此一来，功臣世家和外戚世家连为一体，促进了世家大族的蓬勃发展。

东汉时期的皇后多出身于功臣世家，刘秀的阴皇后、明帝的马皇后、章帝的窦皇后、和帝的阴皇后、邓皇后、顺帝的梁皇后皆出自功臣世家，皇后干预朝政则实质是外戚专政，如顺帝时梁冀家族势倾朝野，“在位二十余年”。

2、官僚世家与儒学世家的发展

虽然在东汉时期，官僚世家的权势不敌外戚世家，但官僚世家互相结为朋党，或是和外戚世家、儒学世家结为政治联盟也十分常见，共同对抗宦官专权、巩固自身官场地位，在官场沉浮中找到自己的同党，官僚世家的政治联盟也进一步催生了官僚世家的发展壮大。

东汉时期儒学世家的发展也非常迅速，随着儒学之道在统治思想地位上的提高，儒学世家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东汉时期“累世儒学”的名儒大师们，往往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社会影响力极大。如桓荣，以欧阳尚书教授，“徒众数百人，建武十九年被征辟，封关内侠，食邑五千户。”他死后，皇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其子孙补官，门徒“多至公卿”。

三、“盛门”转“衰门”

1、政治变故

两汉期间，政治斗争的形式主要有各世家大族间的争权夺势、外戚世家和宦官之间的争斗等，斗争往往两败俱伤或者导致一方的势力断崖式下降。

外戚世家南阳邓氏曾经历过家族两次辉煌，“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建光元年，邓后崩，安帝遂废贬诸邓氏族人，桓帝时，邓香女为皇后，邓氏家族迎来了二次辉煌期，但随着邓香女被废后，邓氏族人免归故郡，辉煌不再。

外戚世家和功臣世家多为一体，随着外戚世家的败落，唇亡齿寒，功臣世家也多受牵连。

政治资源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即使外戚世家为数代王朝做过杰出贡献，也终将随着家族和皇权矛盾的不可磨灭性难逃覆亡的命运。

2、政权更替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封云台二十八将，其中邓禹、吴汉等均为南阳人，南阳世家大族系统随着新政权的构建逐渐兴起。

袁安开创的汝南袁氏，在后来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人才辈出，四代中做到三公之职位的人有五人之多，家族可谓声势显赫、权倾朝野，而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中，袁绍和袁术争位失利，汝南袁氏家族也随之没落。

随着政权的更替，曾经不可一世的世家大族也终将没落，树倒猢狲散，与庞大家族有盘根错节联系的其他势力也将随着权势的消散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儒学不继

两汉时期的儒学世家，家族中的名儒名士凭借着社会地位高，成为了评定人物品第的权威，东汉末期的汝南许邵、郭太就是这样的儒学大师，史称：“夭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连曹操这般枭雄，也要向许邵求得一个“乱世之英雄”的评价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可见儒学世家中的儒宗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之大。

可儒学家族中的风云人物不可能代代不断，一旦家族中青黄不接，两三代没有儒学子弟顶上，时移世易，家道中落在所难免。

东汉时期的南阳宋均家族，为儒学世家，宋均之父，“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自后代宋俱之后，此支宋氏不见有人名垂青史，可见其在兴盛四五代后，因无人以通经明礼而为朝廷所用而转入沉寂。

两汉时期，兴盛几代后，又史册不显者，多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