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溥仪最后一晚，他抓住医生的手说：救救我！我要给国家做事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亡国之君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爱新觉罗·溥仪。3岁登基，6岁退位，当过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沦落过人人喊打的阶下囚，溥仪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

溥仪在最后的历程中，他活得很顽强。当时溥仪食欲不振，身体十分虚弱，走几步路就会气喘吁吁，但他还是坚持要看病。那时候不知从哪里传来话，说打鸡血会有奇效。在溥仪的要求下，妻子李淑贤为他注射了鸡血，却没有得到任何缓解。

1967年，溥仪开始失眠，一躺下就会感觉闷得慌，气不够用，常常折腾到大半夜，渐渐地他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

10月4日，李淑贤陪溥仪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复查，此时的溥仪双腿浮肿，已经非常虚弱了，但还是能下地走几步路，看上去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下午夫妻两人回到家中，来了不少客人，大部分都是政协委员，他们是溥仪的同事。溥仪和朋友聊得很开心，人也精神了不少。

晚上9点多客人才陆陆续续全部走了，溥仪亲自送客至门外。不料客人才走了不到1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难受得浑身冒汗。妻子李淑贤是一名护士，试了很多方法，一直排不出尿。

两人折腾了一晚上，还是没有排出尿。天亮了，李淑贤从护国寺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溥仪住进了内科病房，泌尿科没有空床。又过去了12小时，溥仪还是排不出尿，他的肚子憋得就像一个已有9个月身孕的妇女一般。

10月6日，溥仪拉着妻子的手说道：“小妹，你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帮我找一下蒲辅周老先生，他是我的故人，请他来帮我诊脉。”

蒲老先生来了，对溥仪说了不少安慰的话，劝他放宽心。其实蒲老先生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位“天子”的阳寿不多了，最多不过这两个月的事情。蒲辅周没有告诉溥仪，将实际情况告诉了李淑贤。

溥仪在最后的时间里，环境险恶，不少同事还是一个一个过来看他。10月8日，宋希濂与杨伯涛来到医院看望溥仪，来的时候溥仪非常虚弱，三人没有说上什么话。沈醉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来到医院看望病重的溥仪，当时医院内有不少人都认识我。他们认为我是小说《红岩》中杀人不眨眼的严醉。

沈醉来到病房与溥仪说了几句话，就赶快走了。

10月16日晚上，李淑贤小心翼翼喂丈夫喝药，这是蒲老先生开的中药，一共有三个疗程，现在到了第二个疗程。李淑贤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这碗药中，然而这是溥仪喝下的最后一碗药了。

这些日子，溥仪虽然得到救治，病情却没有得到控制，身体每况愈下。李淑贤为了照顾丈夫，常常连续几天都没如何合眼，她的黑眼圈越来越重，身形也逐渐消瘦。不过，她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这些了，她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丈夫身上。

溥仪病情加重，有时说不了话，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小妹，我感觉气虚，你帮我把‘紫河车’带过来，我今天晚上要服用。耀之（溥仪字耀之）。”溥仪在纸条中所说的“紫河车”就是胎盘粉，这也从侧面证明，溥仪也像大多数帝王一样，没有放弃追求“长生不老”。

回首往事，溥仪曾认为“皇帝是没有爱情的”，没想到成为公民的最后几年里，他遇到了一次真正的爱情。

溥仪被特赦，相过几次亲，他一直想找那种贫穷朴实的女性，找了很久都没有遇到合适的。1962年，李淑贤37岁，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溥仪。两人对医学都有兴趣，彼此心生好感，很快就谈婚论嫁了。

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李淑贤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婚礼。溥仪曾经与外宾谈话情不自禁地说道：“1962年，我与李淑贤建立了一个属于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真正的家。”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仪曾经对妻子说道：“我从来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直到遇见了你，我才知道人世间还有如此甜蜜的东西。”这一番话道出了末代皇帝心中的隐痛。他“贵为天子”时，是不能去爱别人的，当他成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时，不仅大大方方接受了妻子的感情，还能够不加以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全国政协发了一些电影票和京剧票给溥仪，恰巧李淑贤的身体不舒服。溥仪割舍心爱的京剧，选择在家里陪伴妻子。李淑贤劝他不用担心，喜欢就去看。溥仪却说道：“你不去，我也不去。你还生着病，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不安心。”

1963年，北京倾盆大雨，路面有些积水，交通堵成一片。溥仪下班后，担心妻子，冒着大雨去接妻子，却没有看到人。溥仪十分担心，在回去的路上，发现有一处下水道没有井盖，那里是妻子回家的必经之路。由于路面积水，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个洞口。

溥仪担心妻子，就像一名警卫一样，打着伞站在下水道洞口旁边，唯恐妻子回家会路过这里。实际上，妻子已经很早就到家了。溥仪回到家后，当天日记却只有8个字：“晚，雨。接贤，贤已到家。”遗憾的是，这对恩爱夫妻幸福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1965年，溥仪身体出现了问题，在医院检查，发现在他的膀胱内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在医生的建议下，溥仪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摘掉了肿瘤。后来，溥仪在妻子的照顾下，恢复得也还不错。

1967年，两人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正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溥仪病情再次恶化。李淑贤心里在为丈夫叫屈，如果不是溥仪的前妻突然出现，扰乱他们的生活，溥仪的旧病不一定会复发。前妻找到溥仪，“拷问”着他什么，语言过激，导致溥仪情绪激动。

还有溥仪之前的童仆也在背后“捅刀子”，多次批判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这本书是溥仪引以为傲的创作，结果像是被他们踩在脚底下一样侮辱批判，这极大地伤害到了溥仪的自尊心。

溥仪病重的这些日子里，来看望他的大多都是在改造期间的好友和一些同事。一阵敲门声响起，李淑贤叹了一口气起身开门，来者是溥仪昔日的好友范汉杰和李以劻（kuāng）。他们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是溥仪的好友、同事。这些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关系都一直很好。

李淑贤与他们打过招呼后，面露难色地说道：“我先生吃了药，睡下了。好不容易才睡觉的，一时半会儿可能醒不了。”两人听后点了点头，打算坐一会儿等溥仪醒来再聊一聊。他们知道溥仪这个人喜欢热闹、被人围着。

10月16日晚上10点，溥仪睡醒，叫着妻子的昵称。范汉杰和李以劻听到后，立即起身凑上前，范汉杰说道：“你终于睡醒了，老溥，你看看我们是谁？还认识吗？”溥仪看着范汉杰的眼睛，说道：“你不就是老范吗？”

李以劻见溥仪一直清醒，十分高兴，凑到跟前说道：“我们来了很久，就想和你说说话。”朋友的到来，让溥仪心情舒畅了不少，他们几个人的关系最密切。平常溥仪的话是最多的，但他的病太严重了，才说了几句话就很累了。好友看出了溥仪的难受，与他说了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

分别时，溥仪挤出来一个笑容送一送好友，李以劻心里有些难受，鼻子一酸，小声地说道：“老溥，你好好养病，不要多想，身体最重要。等你病好了，我们要多聚一聚。时间不早了，我们的班车快到了。”

就在好友离开之际，溥仪突然坐了起来，急忙摆手示意好友不要离开。他说道：“老李老范，你们不要走，等着杰二弟。”

溥仪说的杰二弟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溥杰，他们几人都是好友。溥仪面色红润地对妻子说道：“小妹，快把孟大夫叫过来。”李淑贤穿好鞋子急急忙忙出门，叮嘱李以劻等人：“你们不要走，等我把孟大夫找过来，这里就麻烦你了。”

溥仪不知为何突然感到恐慌，拉着李以劻的手说道：“我还不能死，我的新生活才刚开始不久啊！”李以劻不知溥仪为何突然情绪波动这么大，只能轻声安慰：“没事的，会没事的。”

很快，李淑贤就将孟大夫带了过来。孟大夫是专门负责溥仪治疗事宜的大夫。他来到病房，溥仪紧紧抓住他的手说道：“太早了，还太早了！我不能死啊！孟大夫，快救救我，我还要给国家做事，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1967年溥仪最后一晚，他抓住医生的手说：救救我！我要给国家做事。

溥仪几乎是哭着哀求着孟大夫，李以劻与范汉杰在一旁见到这一幕忍不住流泪，他们知道溥仪是放心不下他的工作，因病还没有完成。这些年，溥仪很爱“文史专员”这个身份，对工作表现出惊人的热爱。

溥仪在工作期间曾经和李以劻感慨：“现在的生活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感觉自己能一直干下去，十几年都不是问题。”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抓去当了俘虏，带到了苏联。溥仪身份特殊，在苏联受到了特殊待遇，他不用和其他战犯一样下地劳动吃大锅饭。他有单独的卧室，享受着非凡的待遇，溥仪在俘虏期间还有专人伺候。

苏联的优待一度让溥仪产生了不想回国的想法，甚至他还申请过永远留在苏联。1950年，溥仪被苏联转交给中国政府。溥仪和其他战犯一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对于溥仪这一特殊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并没有因为他是过去的“皇帝”而给予特殊照顾，也没有因为他是战犯而歧视虐待，一视同仁。

刚进管理所的溥仪不修边幅，还不会照顾好自己。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提到：初到这里有诸多不习惯的地方，不会的东西有很多，还没有适应这种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比如：不会穿衣服、不会洗衣服、不会系鞋带、不会叠被子……

到后来，溥仪基本能料理自己的生活，会缝袜子、洗衣服，交到了一些朋友。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是溥仪在改造期间最大的感受，在这里，他学会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发展让溥仪对共产党心生佩服；抗美援朝的胜利撼动了溥仪的内心，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不再沉浸在“皇帝梦”中，并且为新中国的发展而感到自傲。他开始回忆抗战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懊悔。

溥仪开始写认罪材料，真正地洗心革面，直视过去。

图|溥仪在浇水

1959年9月17日，毛主席建议应该特赦那些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提议。不久后，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

12月4日，溥仪被特赦了，他双手颤抖着接过自己的特赦通知书。溥仪得知自己的名字排在特赦名单第一个时，忍不住泪流满面。溥仪由衷地发出感叹：“感谢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溥仪被特赦后，周恩来非常关心他的生活，专门宴请他和他的家人商讨他们以后的工作问题。溥仪的成功案例影响了不少战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出现转变。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在北京植物园工作，担任园丁，负责照顾园中的花草。这一技能，他在战犯所培训过，已经非常熟练了。1964年，溥仪工作出色，脚踏实地，被领导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了一名资料专员，并且还成为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溥仪十分热爱这份工作，处理问题得心应手，工作期间十分认真。在工作期间，还完成了他的自传作品《我的前半生》。一个末代皇帝的前半生，其中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这本书于1964年出版，不久被译成英、德、日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溥仪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引以为傲的成就，因十分热爱资料专员这份工作，他太想为国家做出些什么贡献。

李以劻知道病床上的溥仪为何如此恐慌，因为溥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过这一关。孟大夫表现得十分平和，对溥仪说道：“不用担心，你的病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还有机会为国家做事。”

溥仪对孟大夫十分信任，听了他的话平静了下来，念叨着：“那就好，麻烦你了，孟大夫。”溥仪没有察觉孟大夫说这话的时候，眼底满是悲凉。作为溥仪的主治医生，如何会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溥仪突然面色红润，口齿清楚，是回光返照的现象。

李淑贤在一边，听到孟大夫的话，紧张的神经放松了，也舒心了不少。李淑贤甚至有些埋怨蒲老，前几天给溥仪开药说“人不行了，开些药回去，能拖几天就拖几天”，这人不还好好的嘛！

躺在床上溥仪几乎快要喘不过气，表情开始变得十分痛苦，但神志还算是清醒的。值班的医生过来给他打了三针，其中一针是氨茶碱。李淑贤抓紧时间上了一趟厕所。李淑贤刚回到病房，就听到溥仪痛苦地叫喊着：“我快憋死了，再给我打一针氨茶碱吧！”

这时候，孟大夫将李淑贤和李以劻等人叫了出去，小声说道：“溥仪先生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了，他突然清醒是因为回光返照。你们要做好准备，把溥仪先生想见的人都叫过来，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

李淑贤瞬间红了眼眶，用手捂住了嘴巴。她知道自己不能哭，自己一哭的话，丈夫的情绪可能就更加不稳定了。溥仪在病床上大口大口喘着气，叫喊着：“小妹，我憋得难受，心里头也憋得慌……”

李淑贤走进病房，本想安慰丈夫，却发现溥仪在说完那一句话后就没有声息。李淑贤睁大了眼睛，握住丈夫的手，紧紧盯着丈夫。李淑贤的眼泪瞬间滑落，直到看到丈夫的胸膛还在起伏后，迅速把眼泪擦掉，带着哭腔轻声说道：“杰二弟马上就要过来了，你不要着急。”

溥仪似乎是累了，闭上了眼睛，呼吸的频率很乱。就在这时，溥杰出现在病房门口，他大步来到哥哥床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哥，我来了。我是杰二弟啊！”

溥仪听到弟弟的声音，强撑着睁开了眼睛，似乎是想要说什么话。可是溥仪太累了，看了一眼弟弟后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在一旁的医生护士将溥杰挤到了一边说道：“瞳孔开始散大了。”紧接着医生们进行抢救。

溥杰鼻子一酸，忍不住哭出声来。他想起第一次与哥见面，是在紫禁城中。溥仪说道：“我是皇帝！”

“骗人！你要是皇帝为什么不穿龙袍？”

“快跑！他们追过来了……”

10月16日，凌晨时刻，周围的一切都是悲怆的。

抢救中，一位医生抬起头说道：“溥老喉咙里还有响声，还有一丝气。”溥杰心头一颤，他知道哥哥还在与死神搏斗，他不咽气就是想活下去。溥仪在最后一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求生欲。抢救中，溥仪还努力睁开了眼睛。

李淑贤看着丈夫突然睁开了眼睛，顿时生出了希望，希望奇迹发生。然而这个奇迹并没有出现，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全身浮肿的溥仪终于呼出了一口气，就在这一刻，溥仪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弓着腰的医生突然抬起头来，停止了抢救，向李淑贤和溥杰等人宣告了溥仪的死讯。李淑贤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10月17日，凌晨2点15分。

李淑贤跪在丈夫病床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痛，轻轻伏在丈夫的遗体上嚎啕大哭，将连日的悲伤与恐惧统统释放了出来。

溥仪带着极大的不甘离开了人世，他逝世时年仅61岁。正如他生前对好友说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还要为国家做贡献。”谁又能想到，末代皇帝经过改造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后，临死前最放不下的居然是自己手里的工作。

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过：“我过去的罪恶永远存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罪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我会用我的余生去弥补，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我的一切，将功补过，争取立功赎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溥仪是带着不甘与遗憾离开的，正因为不情愿，所以他死后：有一只眼睛是睁开的，嘴巴也是张开的。

周恩来听闻溥仪去世，派人前来问候，转达慰问。溥仪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经历了很多，也做过不少错事，走了不少弯路。溥仪由皇帝到公民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改造，而是一项政策的成功与意义深远的胜利。

从清王朝灭亡到伪“满洲”垮台，溥仪做了30多年的“皇帝梦”。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终于不闹了，还改过自新，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争取为人民和国家做出贡献。

周总理曾经说道：“你们都看过《我的前半生》吧？那是末代皇帝溥仪写的，不得不说他的认识提高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肾癌，他会活得更久，做出更多的贡献。一个封建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是非常少见的。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