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昭：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

1937年，卢沟桥上已经是炮火连天了。远在巴黎的陈学昭与丈夫何穆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为了乘车方便租住在巴黎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夏秋之交，巴黎像世外桃园一样梧桐正红，风光正好，陈学昭推开窗，向街对面的树影里望过去。果然，心有灵犀一般，就被她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她在巴黎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蔡柏龄和季志仁。

两个人只是站在高大魁梧的梧桐树下向这边张望，并没有走过来的意思，她知道，他们是忌惮丈夫何穆。高高瘦瘦的志仁向她挥手，巨大的手掌看上去还是一如往日的给人安全感和温暖，他大声问，“你还回来吗？”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

“收回您的永别！我们只说再见！”

一向懦懦的蔡柏龄倒是走近了几步，怕她听不清一样，声调低低的，“那你什么时候出来？我等你！”

“至多两年，我就出来！”她回答，小心翼翼地像保守着一个承诺。

身后，何穆低声的催促狠狠地撕碎了那承诺，她身子一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声窗外喊，“两年，我一定出来。”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再见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更不是两年之后，而是四十五年。

1982年，著名物理学家、德埃梅·贝尔泰奖获得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公子蔡柏龄携家眷回国，专程到杭州来看她。近半个世纪的离别之苦，就都压缩在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之中了。临行时，陈学昭拉了他的手，紧紧攥着，“您和志仁身体比我好，总是我比您们先去。”

蔡柏龄耸耸肩，抿紧的嘴唇抽搐着，布满皱纹的脸上突然淌下两行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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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女如过江之鲫，也大多吉星高照一个偶然的机会就闻名天下。16岁的陈学昭在上海《时报》以一篇两千字的征文竟得到了文学前辈们的大力提携，戈公振给她改文，瞿秋白赠书给她，茅盾夫人孔德沚甚至把孤身求学的陈学昭安排在家里住。当时茅盾先生家的对面就是鲁迅的住所，鲁迅和周建人兄弟二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喊这个玲珑可爱的小姑娘过来吃饭。在这些堪称巨匠的文学大家的指教之下，陈学昭虽然年纪轻轻却文字清新秀美功力深厚，更难得地在女性的柔美之中不时闪现出新文化影响下的女性的阳刚健美之气，文字的触角又能深深地碰及对人性的问责。

因为与这些激进的文化前辈过往甚密，当前辈们受到当局的压制之时，陈学昭也难免受到牵连。为此不得不远赴法国求学避开国内的锋芒，临行时鲁迅对她说，““做一个中国女人要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会从空中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象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坐下去它果然会被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

这句话她记在了日记本上，当然了，日记本里，更多的是一个少女懵懂的青春印记，而里面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季志仁和蔡柏龄这两个名字。

法国的丰美和深厚甚至是浪漫都无法抵挡孤单和陌生，两个男生每个周末来找她，总会是跟她开个玩笑，或者是躲在窗外吓她一跳，或者是先一个人约她出去，然后在院门口另一个突然伸出一束花来惹她一笑。蔡柏龄读法郎士的《红百合》给她，校正她不纯正的法语发音。当时她在报上揭露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奢侈风流，常受到那些留学的富家子弟的恐吓，兄弟俩就每天分工接她上学放学，开个人形影不离，同学们都称他们为三剑客，每天看着三只小麻雀一样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的快乐。

那些笑容里，如何会没有爱情？只是，友情和爱情该怎样取舍？季志仁“那么温柔可亲”，蔡柏龄又“仁爱宽宏”。而这两个大哥哥一样的男生眼里又都充满着渴望和期待。1928年，莱茵河畔的史特拉斯堡的中国留学生聚会上，季志仁介绍同学何穆给她认识，第二天开始，何穆的短笺就送过来。两个男人已经够烦了，何穆的出现又该让她怎么招架？当时何穆因为肺结核住在疗养院，病和泪印在那粉红的信纸上情意绵绵，更重要的是陈学昭突然发现，在季志仁和蔡柏龄之间取舍，另一个必定会痛不欲生，“他们间的友谊已经登峰造极，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了。”倒是何穆的出现，似乎是峰回路转的一条路。

那么就快刀斩下吧，她与何穆闪电般地在里昂结婚，结束了三剑客的生活，1934年，夫妻二人分别拿到了博士学位，何穆学医，陈学昭学文，是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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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的热血青年，谁没有一腔热血？从浪漫法国万里归国的夫妻二人本就是要为国尽忠的。刚刚回国的夫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家人辗转于无锡上海之间，全靠陈学昭为数不多的稿费支撑着，当他们得知延安急需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二人立即赶赴延安，“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成为延安唯一一对博士夫妻。

延安是所有冲天抱负的有志青年的家，只是她的家已经不是当初的恩爱之家了。

1939年，儿子病死，当陈学昭再一次到了临产，何穆却另有新欢常常几天不露面，而实际上他住的窑洞离她的窑洞只有几十米远。一天夜里暴雨，土夯的空洞摇摇欲垮，陈学昭抱着未满月的孩子冒着大雨冲出来，却听到不远处的窑洞里何穆放肆的大笑。后来何穆甚至骗她服下过量的安眠药害得她几天几信息的昏睡不醒。

当初她本想以此放过两个自己无法从感情到精神双重保全的男人，却没想到把自己推到了如此境地。季志仁已经在法国成亲了，而蔡柏龄还守着一个两年之约，空在异地望穿秋水。

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她想到他独个人侨居国外的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的生活，她衷心愿望他有幸福,只要他幸福，她也就觉得欣慰！她对他的期望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到底他没有使她失望！她仿佛看见了一张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她的心颤抖起来……”“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

她给法国的朋友蔡畅写信，“我想重去巴黎。”却被何穆发现，告发了她的“叛国企图”。

她可以容忍何穆移情别恋，容忍丧子之痛，容忍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却真的再没有力气坚持了。终于一纸离婚书给了彼此最彻底的解脱。

没过多久，邓颖超转给她一封蔡柏龄的信，“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象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

陈学昭却再也没能去巴黎。当时何穆位尊权重，把所有她试图离开的路径都一一堵死。折磨这个曾经他最深受的女人似乎成了他唯一的乐趣。但是从邓颖超的口中，她经常可以得到蔡柏龄的消息，他加入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他参与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大型永磁体的研究，他来过信，但是在路上丢了，他在法国结婚了，他又来信了，“但是不能交给你”，她伏在邓颖超的肩上哭，哭完了就给蔡柏龄写信。她知道这些信永远寄不到他的手上还是执意坚持写着，每周一封，“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最后这些信又成了她“叛国”的罪证。

唯一一封蔡柏龄的信她珍存了整整19年，那封信也在她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此情可待，却终只能是惘然的追忆。

3

陈学昭一生之中，从没当面对挚友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心底却永远开着一扇窗。1980年，陈学昭已经很老了，到了任何事都可以荣辱不惊的淡然的年纪了，甚至连邻居都说难得看到她为什么事愁过或是笑过，有个记者来采访她，当时桌上的电视机正开着，她突然中断了说话，把目光飘向电视机，脸上突然绽开一丝笑， “哎等等等等，快看，电视里正在广播他呢！要邀请他回国进行学术交流……”

记者诧异地盯着电视，“这是谁哟？”

“就是……蔡元培先生在法国的儿子呀。”陈学昭的声音细细地，带着明显的颤音。

1991年10月10日，是个十全十美的日子，陈学昭终于连呼吸也坚持不住了。每天必去的西湖边再也看不到那个佝偻老妇踉跄的身影了，她躺在床上，风从开着的窗子里飘进来，她说，“还有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做了。我要死了，可以去巴黎了。我是一个流浪者，而他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我一生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