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为何不趁势收复香港？事后才知毛主席的伟大战略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在毛主席充满力量与自信的语气中，全世界的国家意识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但此时的中华大地上，战争还在继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未完全被驱逐。

就在国庆日的十几天后，广东战役正式打响，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很快就占领了香港北部的所有战略要地。

但就在这时，我们的军队突然停止了步伐，选择撤兵，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顺势解放香港。

而这一切并不是临时决定的，早在战役发起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对香港有了明确的规划。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年解放军没有进攻香港？毛主席做出决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我们是怎么跟英国人交涉的？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往事。

岛上的博弈

在1949年上半年，国共内战的局面就已经初步明朗，国民党的败亡之日已经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便开始着手为建国后的外交局面布局。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做出了对香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并不会用武装解放的方式夺回。

而这样的政策和决定是有着相当的现实与历史依据，因为在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就是一块十分重要的革命阵地，但同时也是国、共、英三方博弈的阵地。

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时期，香港就是一个重要革命发源地，因为其特殊的地位，使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封建势力不能将手伸的太长，因此给革命活动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

到了蒋介石时期，虽然他背叛了革命和三民主义，但是在英国人眼里，此时的国民党俨然是能够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所以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当局，与国民政府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党在抗日期间，也利用香港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做了很多工作。周总理在1937年底就获得了英国方面的许可，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英国政府也调整了之前一贯的反共立场，第一次以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与我党进行接触。

随着日军的脚步慢慢逼近，广东的军事形势也是岌岌可危了，香港就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一个重要后方军事依托。

大名鼎鼎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在遭到日本人的威胁后，也没有就范，举家迁往了香港，在暗中支持抗日活动，给予我党和国民党一定的帮助。

而英国人此时也在与法西斯作战，作为同盟国，几方势力的关系都比较紧密，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香港的地下形势是比较和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这样的和谐只能持续短暂的时间，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香港又开始变得暗流涌动。

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国内就有要求收回香港的声音，但此时的中国力量还不够强大，蒋介石政府也无非是英美大帝国主义在华的代言人，自然是不敢反抗自己主人的。

但英国人很显然有着更深的考虑，他们想两边下注，尽量在中国内战的形势下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一方。

一方面可以保住香港的地位，继续获得在这个港口的经济利益，另外一方面最后无论谁取胜他们都不至于太难堪。

与此时正笼罩在国民党的军事打击和白色恐怖下的大陆不同，香港的言论环境是相对自由的。

蒋介石也不能够直接把手伸到英国人的地盘里，因此是能够被我们所利用进行宣传的。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授意下，我党在香港与国民党展开了舆论战。

国民党的《国民日报》在蒋介石从香港调兵遣将时发表了关于“祖国健儿”的文章，大肆鼓吹内战，我党的“正报”就及时做出回应，阐明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呼吁过境兵民不要被舆论所裹挟。

《国民日报》大声宣传处置在香港抓获的汉奸，以此来虚张声势，表达自己政府所谓的“人民性”，我们的《华商报》则低调宣传，求真务实，遵照国际外交规则。

而我们在香港的组织也很快等来了蒋介石送的一份“大礼”，由于其独裁的行径，国内许多诸如民盟的党派遭到迫害，纷纷逃往了香港。

很快，我们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阐明了我们的主张与路线，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成功将他们从“中间势力”转变为了“民主党派”。

虽然蒋介石曾经要求英国当局在香港取缔共产党的宣传和反蒋活动，但是英国人一直都是敷衍了事，在形势明朗前，他们希望国共双方互相牵制，为自己在香港的统治制造一种平衡。

但是时间到了1949年，内战的结局几乎已经是注定的了，英国人开始感到一些慌张，因为有传言说我军会用武力的方式收回香港。

所以当1949年10月解放军在香港北边步步逼近之时，英国政府很快就发来了照会，希望明确我们这方的真实意图。

但是很快，当军队行进到深圳界河边时，就不再推进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很快下令在广东进行战斗的军队撤军，并向英国政府保证香港的地位是安全的。

这是为什么？在当时，不止国内的人们，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的疑问。

但事实上，关于要不要武装解放香港的决定在这一年初就已经做出了，而这样的决定背后，其实蕴含了许多深意和长远的考虑。

毛主席的战略远见

“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这是毛主席1949年初在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协商时所说的话，所以其实在这个时期，我党对于是否要顺势解放香港就已经有了决定了。

即对香港要保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方针不变。

而今天的我们，在回望这段历史以及之后几十年香港发生的故事，便可以尝试着理解毛主席这一战略抉择背后的深意。

其一，香港在外交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香港虽然没有在1949年就成功回归祖国和人民的怀抱，但他与旧时代的殖民地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

众所周知，我党的外交政策中有一条“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不承认列强与清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割让香港显然是这些条约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首先要解决香港的殖民地性质，而毛主席采用的方法则是政治艺术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我们在给英国人的照会中对于香港的政策形象化的说便是“暂时不动香港”，这是什么意思，即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的，我们愿意承认香港的地位，但是保留随时收回香港的政策。

既给了英国人面子，又宣告自己对香港的主权；既“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也表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与目标。

而这对于解决我们此时面临的外交困境也有很大的作用，在我们赢得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企图通过不承认新中国政权来达到封锁我们的目的。

我们在香港则与英国人各让一步，来换取他们对我们的支持，虽然英国在之后并没有与我们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但他们承认了我们的政权。

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对话，我们与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宜也是由英国人充当中间人来完成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保留了随时收回的权利，那么英国人为了保证自己在华和在香港的权益，也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配合我们。

双方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对方主权的前提下进行交往，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一定要废除的，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不等于承认其是英国人的殖民地。

这样一来便使英国人意识到，只有“在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尊严”的前提下，才能和我们进行外事交往，这与一百年前腐败的清政府以及软弱的国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

就这样，通过对港政策，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围困中撕开了一个缺口，也为共和国长期的外交环境打下了基础。

而第二个原因，便是从经济方面进行考虑了。香港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保持了市场繁荣，在金融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政策，这与我们的路线是不相符的，如果贸然收回，而没有一个合理、明确的方案，那是否会影响其发展，也对新中国的经济状况造成影响。

后来我们知道，“一国两制”的思想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彼时，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则，或者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框架，许多细节还没有考虑成熟。

而且美国等国家在此时对我们实施贸易禁运的封锁原则，我们也需要香港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来进行贸易。

潘汉年在此之前就曾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过，如果被长期封锁，那么在军用物资和外汇上就会紧缺，因此需要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

因为在这个区域，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美国人想要建立其在远东的绝对影响，而英国人也不愿意放下老牌强国的身段。

因此英国是会帮助我们维护在香港的经济活动的，这对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利的。

在此后的多年间，香港的物资进口量都在我们国家的进口量中占很大的比重，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仅以1951年一年时间来统计。

从香港进口的钢铁材料占全国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橡胶达到了57.63％，而诸如化学用料，医用药品、器械等比例也都超过了一半甚至七成。

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香港的存在，打破了美国人的经济制裁阴谋，无论是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物资，还是国内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战略物资，香港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而第三点原因便是政治原因了。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英国外宾时曾经提到过：“当条约到期时，两个国家必须进行谈判。”

毛主席也曾经明确表态说：“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可见，两位领导人对于香港的态度是十分明确和强硬的，所以在49年没有贸然收回，自然是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

因为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除了香港和澳门问题，还有更加棘手的台湾问题，美国人的阻挠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让我们始终无法尽快的解放台湾。

那么“和平谈判”这个选项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保留香港的现状和制度一来可以给台湾方面一个信号。

即全体中华儿女是一个大家庭，不应该让外人插手事务，同时我们有着很强的合作意愿，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一样，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如何谈，那是有底线的。

那便是必须首先承认这块土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对不能支持“自治运动”和“独立运动”，只能作为一个经济城市存在和发展。

这同时也传递着一个信号，我们可以使用武力但却不会贸然使用武力，也是给台湾岛内的军民们吃下一颗定心丸。

虽然台湾与大陆的敌对情绪长期存在，但是双方都是承认中国只有一个的，绝不可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在蒋介石的晚年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国力的强大，香港回归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毛主席的嘱托

1974年，结束了自己任期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受邀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与初建国不同，此时的中英双方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这次访问是正式的、公开的。

而在访问期间，双方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了香港问题，其实这么多年来，香港问题始终在毛泽东的心头，但是之前的约定不能变，期限还没有到，那就需继续等待。

所以他说道：“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如何办，我们再商量吧。”

而当希思进一步询问具体该如何办时，毛主席则抬起了手臂，指了指在旁的一人：“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而这个被毛主席点中的年轻人正是邓小平。

遗憾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有亲眼见证香港的回归，但是他的嘱托一直被邓小平牢牢记在心中。

在国家的支持下，那些年间，香港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俨然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有着“亚洲四小龙”的称号。

所以英国人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此处的经济利益，毛主席将这一重任交给了邓小平，但具体该怎么实施和布局，需要更多的智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两制”的方针应运而生，这个方案的提出本是为了解决台湾的问题，但却率先实行在了香港。

而毛泽东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这几十年间，也为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两种制度怎么同时存在的宝贵经验。

这几十年的实践，包含着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胸怀，也让我们在香港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底气

所以当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携着马岛战争胜利的“威势”，来到中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她没有想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如此的强硬。

当她提出希望用主权换治权时，邓小平一句：“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一句话，让撒切尔夫人意识到，这不再是一百多年前在大英战舰前那个瑟瑟发抖的软弱民族了。

之后她虽然还曾经用经济方面的制裁和治安方面的事项企图“威胁”我们，但是邓小平有着更加强硬的回应：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终于在一遍一遍的磋商中，香港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而1984年12月19日签订的《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也正式宣告着，这片离开祖国一百多年的土地，即将正式回归。

结语

1997年7月1日零时整，香港回归的这一刻终于到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解放军战士迈着有力的步伐，护送着五星红旗入场。

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随着五星红旗一起升起的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也正是这一刻，宣告着中国人民重新拥抱了这片土地。

1949年，我们的军队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进入这里，但我们最终采用了更加和平更加妥善的方式，毛主席等领导人告诉世界，不是只有霸权才可以在外交中起作用，合作与智慧同样重要。

而今天，香港作为我们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然矗立在祖国的南方，欣欣向荣。

每一代的中华儿女都会记住曾经的屈辱，带着过去的荣光，守卫祖国与人民，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