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中和年间徐泗扬兵争的经过和内因的探究

一、徐泗之争的本质

泗州是独立的一州，朝廷曾将泗州升为防御州，《答书》所言泗州升为防御，不隶徐州的原因：“为在顷年，独全忠节”，即咸通九至十年（868—869）庞勋起义期间泗州曾顽强抵抗徐州的围攻，极易被人误解为事平的当时即已升为防御州。

然而如上文所述，庞勋平后，朝廷只是一度以泗州为团练州，且划归淮南所属。

当时，成为徐泗纷争中心内容的泗州不再归徐州统领。“新标防御使额”，实始于乾符二年（875）。《唐阙史》卷下“辛尚书神力”条，谓辛说协助保卫泗州后，“朝廷录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团练于泗州，节度于邕州”。则泗州在乾符之前确曾一度标“团练使”之额。《答书》特意提出咸通年间徐泗相争之旧事，正是为了比拟眼前徐泗相争之新事，用意颇深。

徐泗之争的实质，可以说是徐州与淮南之争，是泗州南北相邻的这两个强藩为控制泗州，并进而控制汴路而展开的激烈争夺。

《答书》又云：

“此缘将授亲仁，难逃善战，爰谋薄伐，用救倒悬。君异荀吴，莫振受降之誉；仆惭吕布，有亏解斗之言。”

又云：

“仆累将军食，频救临淮，为分逆顺之踪，令保始终之志。实以泗州曾非杞子之无礼，亦类展禽之有词。每当告急告穷，唯以行仁行义。”

所谓“将授亲仁”云云，表明淮南节度使高骈以既是第三者又是泗州的援助者自居。又《桂苑集》卷九《于涛尚书别纸》、卷一一《答襄阳郄将军书》也都提到“救援邻封”等语。毫无疑问，当时泗州绝对不是淮南的巡属。

关于淮南插手徐泗相争的真实用意，襄阳郄将军却一语道破，他寄书给高骈，认为”泗州旧属彭门”，而指责高骈”妄为占护”。徐泗之争的实质，可以说是徐州与淮南之争，是泗州南北相邻的这两个强藩为控制泗州，并进而控制汴路而展开的激烈争夺。

《答书》云：

“去岁夏初，早蒙侵伐，呼蚁军于涟水，拒虎旅于淮山。”

这是追述中和元年（881）徐州与淮南的冲突情况。爆发的时间是初夏，徐州军结集于涟水，并与淮南、泗州在淮山一带相互对抗。“涟水”是泗州属县，在其东境淮河北岸，隔淮南岸稍西就是淮南支郡楚州的治所山阳，山阳正处于淮南漕运河渠入淮之口。”淮山”指盱眙”，与泗州临淮隔淮相望，而临淮正处于汴渠入淮之口。盱眙、临淮两地都是漕运必经之路，亦是兵家必争之地。

徐淮双方的冲突就是因徐州入侵泗州而引起的，而徐淮双方在山阳和涟水一带的冲突似乎还要早些。

中和元年（881）的冲突中，淮口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最终淮泗诸军合势击退了徐州的进攻。

泗州防御使于涛依仗淮南的声援，在徐泗冲突中“既振雄威”，高骈就用他这时尚拥有的朝廷所授予的”墨敕除官”的权力，以都统的身份对他实行军赏，将他的本官和宪衔升为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

而此年徐州和淮南在楚州一带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桂苑集》卷一六《祭楚州阵亡将士》表明，当日高骈对在“爰有徐孽，来侵楚封”战斗中阵亡的将士，曾特别举行过祭礼。卷一四《曹威转补散兵马使·举牒》谓：曹威“寻值沛戎，来侵楚壤，首登鹤列，深挫豺牙。摩垒而每能率先，殷轮而不欲言病。忠诚厉己，壮节惊人”。以其出色的表现，”郡守论功”，遂让曹威“转补散兵马使”，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冲突激烈的情况。

徐州和淮南间的战争，不是节度使个人之争，而是两个藩镇基本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而徐、泗、扬都希望得到朝廷的支持，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答书》云：

“泗州以实陈奏，岂为谤虢。仆也虽惭知已，尝敢荐贤。亦尝录诏寄呈，必合垂情见悉。谁料即逾望始，翻起端，甲兵继兴，疆场频骇。”

这里指徐、泗、淮都上奏朝廷，各执一端，互相指责，以致引起争端。自从时溥被正式任命为节度使，特别是被任命为兼“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即以后，情况已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变化。

朝廷将汴路的控制权的名义交给了徐州时溥。而时溥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再次发动了对四州的进攻，高骈则公开声讨徐州。

《答书》所谓“委催纲运”即指此事。本来朝廷深为倚赖的是高骈，他不但是都统，还兼盐铁转运使。但中和元年（881）夏，高骈虚言出兵西征，实则阴图割据，使朝廷大失所望，故在中和二年（882）正月就以王铎为都统以代高骈。

而同时又委任时溥催遣纲运之职，显然也就是将汴路的控制权交给了时溥。这对时溥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虽然这时朝廷并未将泗州划归徐州，但打着“通流馈辇”的旗号发动对泗州的进攻，当然比“按旧属郡名取泗”要响亮得多。而时溥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再次发动了对泗州的进攻。

对于高骈来说，都统虽然罢免了，但仍兼领”盐铁转运使”，负有向朝廷转运江淮财赋的重责。时溥的新任命及其借口”奉朝廷意旨，收徐泗封疆”的行为，不仅使他的利柄受到分割，而且直接感受到了军事的威胁。

作为军事冲突的侧翼，双方在究竟是谁阻断漕运的问题上各执一词，竭力宣扬自己行动的正当性。《答书》提到：

“忽睹来示，云‘泗州独阻淮河，自牢城垒，使四方多阻，诸道莫通’，而又每于朝廷，妄为讪谤。”

摘述的是徐州的一面之词。而《答书》又云：”其于淮河久阻，道路不通，皆因贵府出兵，不是泗州为梗。……但自戢敛收兵车，必得通流馈辇”，同样是淮南的一面之词。

随着军事冲突的加剧，高骈对时溥阻断河路的攻击也升级了，后续公开声讨对于高骈来说，无疑是采取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当是双方军事冲突正处于异常严峻境地的反映。

中和二年（882）五月，双方的军事冲突加剧。

扬州方面作了大规模而周密地部署和声援，反映了此年徐州攻势的凌厉和泗州处境的危急。中和二年（882）的军事冲突，最后还是以扬、泗获胜，徐州解围而去，而告结束。

《答书》云：

“而乃知仆再次西征，即谋北渡，便侵泗境，来犯淮蠕。”又云：”仆累将军食，频救临淮，为分逆顺之踪，令保始终之志。……每当告急告穷，唯以行仁行义。”

据《桂苑集》卷一《答襄阳郄将军书》所云：

“（徐州）见某自五月初再谋征讨，已排劲卒，……又兴兵甲，来扰疆陲。……某见发楚师，俾诛徐孽，一则遵行诏旨，救援邻封；二则得静长淮，欲登征路。”

此《书》作于中和二年（882）七月，可见中和二年（882）的军事冲突是五月初爆发的。

为了对付这次冲突，从淮南方面说，作了远较中和元年（881）严密的部署。《桂苑集》卷九《泗州于涛尚书·别纸》中有相关描述，而这时高骈的都统业已解除，中和二年（882）五月十二日的《告诸道会兵书》提到“都统王令公”云云，表明他业已接获都统被解除的诏命，不再拥有对淮南镇以外军将的调遣权力。他对于涛的这一任命显然是一种越轨行为。

《桂苑集》卷一三有《请泗州涛充都指挥使》牒词，其中提到：“其应援诸都及宁淮、盱眙、淮阴三镇将士，悉受指挥。”卷一四有《淮口镇将李质充沿淮应接使》及《淮阴镇将陈季连充沿淮应接副使》牒词也曾提到。李质、陈季连等人当是与于涛同时或稍前任命的。可见在划归于涛统一指挥的三镇中，两镇镇将又被授予了沿淮应接使副的名义。

划归于涛指挥的三镇中，有“宁淮”、无“淮口”，宁淮镇当是淮口镇的异名。淮口镇在盱眙县北、淮河南岸的都梁山，与临淮隔河相望。咸通九年（868）、十年（869）年间，庞勋围泗州之众和朝廷救援之军曾对淮口镇展开激烈争夺，可见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淮阴镇在盱眙、淮口东淮河下游南岸，也是沿淮要津之一。

淮南这样大规模而周密地部署和声援，反映了此年徐州攻势的凌厉和泗州处境的危急。

《桂苑集》卷九《泗州于涛尚书·别纸第二》提到：“昨者窃聆有拔城之议，遂申忠告，冀保远图。伏奉回缄，得窥深旨。”足见于涛一度有放弃抵抗、弃城奔逃的拟议。别纸下文又提到：“某近奉诏旨，颇促军期，即得经过贵府，便可划除寇垒。”则于涛的“拔城之议”当在高骈出兵西征之前。

高骈批评此议：”虽云在虑于防川，岂可潜思于坐井？”又可见高骈所谓”唯以行仁行义”的部署和声援，全是不顾当时的朝野舆论而行的。

《桂苑集》卷一《答襄阳郄将军书》云：“泗州二年闭垒，一境绝烟，织妇停梭，耕夫释来，满城军食，犹仰给于弊藩。”由于连年争战，泗州业已处于“满城军食”皆仰给于淮南的窘困境地。

淮南声援部队内部，亦矛盾重重，斗志不强，尽管如此，中和二年（882）的军事冲突，最后还是以淮泗获胜，徐州解围而去，而告结束。

在徐淮冲突期间，准南和泗州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徐、扬双方在庐、濠一线也存在着一些冲突。

关于前者，即泗州城中是否有将校与徐州通谋，高骈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所云泗州城中将校，频来计图，此乃巧饰虚辞，遍行长牒，尽知谲兆，孰肯诡随。”至于后者，则回答说：“彼东海庐山，偶聚奸恶，异端斯起，既非郑有人焉；同气相求，尽是跖之徒也。”并非矢口否认。足见在徐淮冲突期间，淮南和泗州内部矛盾的复杂和严重。

庐州为淮南支郡，与徐州在淮河以南的支郡濠州边境相连。既然庐州”奸恶”曾向徐州”投款”，则徐、淮双方在庐、濠一线也存在着一些冲突，这里便不多加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