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定与实施不可能没有偏差，是什么原因令二者之间出现问题？

制度的笼统规定和具体实施之间总是有误差的，这是因为每一个制度的规定都有好的出发点，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受到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无形影响。

军赏制度又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内容，不仅与政治、经济息息相关，也与统治思想、军事情势有关。秦汉军赏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外戚、宦官专权干扰军赏制度实施的公平性

通常来说，政治相对清明的时候，军赏制度比较公平。比如，汉文帝时，云中守魏尚仅仅因所上报斩捕首虏数量与核查的实际数量相差六级而被贬黜、削爵。连冯唐都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

最能体现西汉军赏公平的事例就是李广难封侯。李广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有“飞将军”的美称，一生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七十余场却始终无法取得够上封侯的战功。这恰恰说明至少武帝时期的军队赏赐有要严格的要求，并被认真执行。

这不仅仅因为武帝是位雄才伟略的君主，更取决于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武帝通过中外朝制度，牢牢掌握皇权，在没有诸如外戚、宦官等势力的介入下，再加上武帝个人的雄才伟略，此时的军赏制度尚且公平。

但当皇权衰落，外戚、宦官势力强盛时，军赏制度的公平性会遭到严重破坏。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王朝中后期。

比如，秦朝末年，赵高掌权后，因先前蒙毅刚正执法而心存怨恨，又害怕将来蒙氏兄弟分割其权力，于是向二世进谗言，使得蒙氏兄弟含冤而死。这一事件还被陈馀拿来作为劝章邯倒戈的重要例证，最终促使章邯叛秦而投奔项羽。

西汉元帝时，匈奴郅支单于不仅杀害汉朝使者谷吉，还侵犯乌孙、大宛等与汉朝友好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陈汤、甘延寿矫制发兵，斩杀郅支单于，及时稳定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

陈汤、甘延寿虽有矫制之罪但也有诛杀单于及其部下的军功。况且汉宣帝时的冯奉世因矫制发兵诛杀莎车王，不仅无罪还由郎官升迁至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因此，陈汤、甘延寿循先例受封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西汉的宦官擅权虽然不严重，但从上述事例中也可看出宦官对军赏的干扰。

如果说秦和西汉仅仅显露出宦官非法插手军赏实施，那么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的交替擅权，则使得军赏制度几乎无公平可言。众所周知，东汉除了明帝、章帝成年即位，其余皇帝几乎都是幼年登基，政权由母后掌握。

年轻的女主无政治经验，只得依靠自己的父兄和身边的宦官，以至于外戚、宦官势力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外戚、宦官获得权力靠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依附于皇权，因此他们掌权后就疯狂揽权。在他们的擅权时期，军赏制度的公平性遭到严重破坏。

东汉和帝 10 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开启了东汉外戚擅权的先河。尤其是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更是大权在握。正是由于如此，窦宪更害怕失去窦太后的宠信。

当他发现都乡侯刘畅得幸于太后时，竟私自派人将其杀害并嫁祸于刘畅得弟弟刘刚。事发之后，窦宪为赎罪自求攻打北匈奴。而当时的北匈奴经过明、章两帝时的打击，已是对东汉威胁不大，只是南匈奴很想在东汉帮助下统一匈奴。

大臣宋意、司徒袁安等人都曾上书反对攻打北匈奴，但窦太后却置之不理，依旧派遣窦宪攻打北匈奴。结果窦宪大破北匈奴，记功燕然山（今杭爱山）而回。凭借如此大的军功，窦宪不仅轻松解除了死罪，还因此晋升为大将军，成为内朝首脑，位在三公之上。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窦宪的军功，但是窦太后之所以如此不顾群臣反对，执意使窦宪出击北匈奴，不仅仅是为了帮窦宪赎罪，更是以合理的借口巩固窦氏权力。

东汉皇帝成年后，面对势力强大的外戚，开始利用身边的宦官剪除外戚，于是这些宦官便有了策定之功。加之宦官又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些宦官就利用皇帝的信任渐渐专权。

宦官对于军赏制度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权谋私，要求有功的将领与宦官串通，否则有功不赏。比如顺帝末，腾抚因平定广陵贼人张婴等的起义，有功，但腾抚有功不赏反而因不与宦官交往而遭贬黜，可见宦官势力之大。

外戚、宦官势力对秦汉军赏制度公平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有功必赏原则的抛弃，使得军赏可以凭借裙带关系轻易获得。

尤其是东汉和帝以后，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多次转手。外戚多利用军赏增权于族人，而宦官多用军赏为自己揽财。但外戚、宦官专权破坏军赏制度的公平性是专制社会本身造成的，无法从制度上做出预防。

因争功出现的互害事件

刘泽华曾就先秦时代指出：“这种制度（军功爵制）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类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后又经过两汉的发展，军赏制度的内容逐渐清晰。

我们知道秦汉军赏的内容多样且丰厚，于是一部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便出现了争功、贪功等互害事件。秦朝获得军赏的条件为计首授爵，军队中常出现争首的现象。

如果说争夺首级是秦代士兵争功的表现，那么两汉时期争功的方法主要是虚报军功。除此之外，一部分将领为了争夺军功，不惜陷害他人，甚至蓄意挑起战争。

比如韩信就曾因郦生以口舌之劳下齐地七十余城而在明知郦生已劝降成功的前提下，挥兵攻打齐地，导致郦生被烹。汉武帝攻打朝鲜就是以使者涉何擅自刺杀朝鲜裨王长为直接导火索而引发的战役。

争功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还会因争功而贻误战机。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和左将军荀彘攻打朝鲜，本应是两个将军通力合作，最终，荀彘害怕杨仆有功，诬陷杨仆谋反，杨仆被天子使者逮捕。荀彘一人领兵平定朝鲜，但因“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

由于秦汉军赏的内容较为丰厚，军队中始终存在争功的现象。小到士兵争夺首级，大到将领为争功虚报军功、诬陷他人等这是军赏制度客观存在的缺陷，也是军事领域的严重公害。

以掳掠为变相军赏

这类问题多发生于王朝更迭之际。秦末，刘邦就曾指责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两汉之际的政权，像绿林、赤眉、更始多发生掳掠百姓的事件。

比如王莽死后，更始帝进入长安，“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不仅身为领袖的更始帝有这样的想法，更始集团的其他将领一旦遇到重大打击就又想“重操旧业”，以掳略为生。

这些由农民建立的政权，由于领导者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只记得满足个人的一时私欲，再加上农民阶级本就无雄厚的财力去支持其进行正常的军赏，所以才会掳掠成性，以掠夺财物作为变相的军赏。

如果说更始、赤眉这样的集团带有小农目光短浅的缺点，那么以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刘秀集团应该不会发生劫掠百姓这种事情。但一段时期内刘秀集团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掳掠事件。此外刘秀集团的将领也会纵兵掳掠，比如吴汉。对此，刘秀针对无所略的将领给予赏赐，以此鼓励将领约束部下遵守军队纪律。

王朝更迭之际的掳掠，是军赏制度暂时失灵的表现。因为军赏制度实施的前提是政权的稳定，而当王朝更迭之际这一前提有所欠缺，但是又不能没有赏赐，于是掳掠便乘虚而入成为暂时的变相军赏。

这类问题多出现在农民政权中。因为农民阶级建立的政权往往“家业太薄”，没有多余财物进行正当赏赐。而且大多数小农被迫起义都是为了满足眼前的温饱，政治上没有长远追求，所以掳掠就成为他们最快捷、最简单的满足方式。

不过这类问题也容易出现在政权经济困难时期，但有眼光的领导者会及时制止此类问题的蔓延，并积极约束部队纪律，以此获得民心。

如刘邦进入关中后因“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而收获秦朝旧民的拥戴。刘秀也因“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而吸引冯异等大批人才的投靠。

结语

皇权的强弱也影响着军赏制度的发展。君主专制的一个表现就是君主掌握刑赏大权。但皇权的强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皇权加强时，军赏制度往往能够正常运行；当皇权衰落，被诸如外戚、宦官等势力窃取时，军赏制度的公平性就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君主专制的加强是军赏制度顺利实施的前提，军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君主稳定统治的工具，但若使用不当，也会产生威胁甚至反噬君主专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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