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洗劫京师给明廷带来巨大震恐，谭纶经过一番整顿，朝野欣喜

明永乐之后，明廷对蒙古的战略态势由攻势转为守势，已无力进行“犁庭扫穴”式的大规模主动北征，只能依托北地防御体系被动防守，抵御蒙古军队的频繁南下。蓟镇作为九边重镇之一，从设立伊始，就担负着保护明朝京畿安全的重任。

但随着明廷朝政的日益腐败，蓟镇边防每况愈下，至明嘉靖年间已然无法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为此，隆庆年间明廷征调抗倭名将谭纶担任蓟辽总督，希冀他能够整顿蓟镇边防，从根本上扭转该处边军与蒙古军队作战的颓势。谭纶经过综合整顿后，对明朝遏制蒙古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对左翼蒙古南下行为的有效遏制

明中期以后，雄踞于北方草原的蒙古鞑靼部逐渐分为左、右翼两大集团。谭纶在担任蓟辽总督之前，两部常常侵扰明朝蓟镇边境，其中以左翼蒙古为祸最深。嘉靖二十六年（1547），左翼蒙古首领不地汗去世，其长子继位，明朝称其为大来孙汗。

打来孙汗在位期间，左翼蒙古逐渐强盛，常常南下入犯蓟镇。这一阶段，右翼蒙古在俺答汗的率领下通过多次对明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其不求贡挟赏的目的。打来孙汗见右翼蒙古获利颇丰，也率部南下，希望效仿俺答汗的行为从明朝方面获取经济利益。

他先是与右翼蒙古一起瓜分了位于蓟镇北部的兀良哈三卫，又联合喀尔喀部首领虎喇哈赤、科尔沁部首领魁孟磕，共同率众对蓟镇进犯。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大了蓟镇的边防压力。此后，左翼蒙古逐渐移牧于明朝近边。打来孙汗去世之后，其长子即位，明朝称其为土蛮汗。土蛮汗在位期间，与其父相比对蓟镇的侵扰有过之而无不及。嘉靖四十二年（1563），土蛮汗联合右翼蒙古诸部进犯蓟镇，在东至蓟州，西至昌平的广大地区烧杀抢掠，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隆庆元年（1567），“虏酋土蛮寇蓟镇，由界岭口罗汉洞溃墙入，大掠昌黎等县”，土蛮汗这些军事活动使得蓟镇防线摇摇欲坠。

嘉靖时期因蓟镇边防的颓败，蓟镇边军对于土蛮汗的南下无法有效抵御。但是随着谭纶对蓟镇边防进行了重大改革，蓟镇边军战斗力得到了巨大提升，数次挫败了南下的左翼蒙古军队。

除前文所举蓟镇边军于隆庆二年（1568）在喜峰口边外一战中力挫左翼蒙古长昂斗部之外，谭纶又于隆庆四年（1570）领导蓟镇边军，通过及时调集优势兵力，利用火器攻击蒙古骑兵等手段，成功阻遏了左翼蒙古对蓟镇的又一次大规模进犯。是年七月，谭纶接到分守石塘岭参将陈勋禀报，在白海子北明军斥候侦探到有大股蒙军正在向南移动。

与此同时，蓟镇总兵官戚继光亦禀报敌情，称他驻地北部有大量蒙军集结。针对这一情况，谭纶除令各部严加注意蒙古军队后续动向的同时，又下令各路应援机动兵力向边墙附近移动。八月，蒙古军队大举寇边。根据各路敌情，谭纶令昌镇总兵官杨四畏统领本路官兵，在黄花、居庸关二路应援迎敌。

令墙子岭西路副总兵官李超统领本营官军，会同谭纶帐下标将李如槚部，在墙子岭、曹家寨、石塘岭等路应援迎敌；令总理都督戚继光统领本部官军在马兰、松棚、太平等路应援迎敌；令燕河东路副总兵官胡守仁统领本营官军在燕河、台头、石门、山海关等路应援迎敌。谭纶与巡抚都御史刘应杰各往来督理，视战况发展调度部队。

此外谭纶还要求其余各路边军在做好本路防守的同时随时听候调遣。在谭纶的精心调度和指挥下，明军有效抵御了此次蒙古军队的寇边，保卫了蓟镇边境的安全。因为谭纶领导蓟镇边军数次挫败了左翼蒙古的侵扰，并且随着明朝北部边防力量的整体加强，所以明廷对土蛮汗的政治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明穆宗在位期间，面对蒙古左右两翼的持续侵扰，决定与其通贡互市，希望以经济交流的形式来减少双方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但是明穆宗对蒙古左右两翼的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他为了分化蒙古势力，只答应与右翼蒙古在边境进行贸易，而对于左翼蒙古的通贡请求坚决予以拒绝。

左翼蒙古见与明朝通贡无果，遂加大了对蓟镇的侵扰，但又因蓟镇边防的稳固，常常损兵折将。因此左翼蒙古不得不将侵扰劫掠的重点转向了明朝辽东地区。高拱对此有过高度评价，他认为蓟镇边防力量的加强对左翼蒙古频繁南下行为的有效遏制事关明蒙全局，“蓟镇事体较之往时关系尤为重大，……况西虏不动则东虏则无援，吾无西忧则得以专力于东，以防之全力专用于失援之虏。”

也就是说，当时明廷与右翼蒙古之间的封贡关系所以能够长久保持，明军之所以能够全无顾虑地在辽东地区与左翼蒙古长期相持，均离不开谭纶治下蓟镇边防空前巩固的有力支持。谭纶在任期间，左翼蒙古军队南下侵扰明境的次数不多。分别于隆庆二年（1568）、四年（1570）的两次大规模入侵也都被蓟镇边军有效抵御。

取得如此良效的原因，一方面与隆庆年间明朝北部边防力量的整体加强有关，一方面又与谭纶对蓟镇边防改革的卓有成效密不可分。谭纶对蓟镇边防的改革，极大地提升了边军的战斗力以及边墙防御设施的完善程度。

使得蒙军的两度寇边均无隙可乘，徒劳往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迫使左翼蒙古封建领主们减少。甚至放弃了对蓟镇边塞的寇抄起图，切实保障了明朝京畿的安全，也保护了当地百姓有序的生产生活。

二、对减少明蒙冲突、缓和民族矛盾的积极作用

在谭纶的不懈努力之下，隆庆六年（1572）在其卸任蓟辽总督之际，蓟镇边防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不仅边墙防御体系逐渐完备，边军战斗力也得到极大加强，一改以往畏蒙兵如虎的旧貌，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之在野战中一决胜负的实力。

田然在《戚继光戍蓟方略及其对明蒙关系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戚继光戍蓟期间的军事改革在客观上对减少明蒙冲突、缓和民族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戚继光与谭纶同年北调蓟镇，并且二人在蓟镇所进行的各种改革都是为了提升该地边军的战斗力，以更好地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因此戚继光在明蒙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同样适用于谭纶。

即谭纶对蓟镇边防军事力量的加强，也在客观上对减少明蒙冲突、缓和民族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穆宗即位以后，对以往僵硬的对蒙政策做了总结和反省，认为连年的战争给明蒙双方都带来了深重灾难。

同时边防重臣也认为“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故思一容通贡，各遂保全”，因此明朝在这一阶段审时度势的对蒙政策进行了调整，使明蒙关系出现了积极的转变，这为“俺答封贡提供了一个基本政治条件。”隆庆四年(1570)十月，俺答汗孙把汉那吉因与俺答汗爆发矛盾，一怒之下带领妻子及少量部众降明。

时大同巡抚方逢时认为事关重大，一面安置好把汉那吉众人，一面向宜大总督王崇古做了汇报。二人商议后共同上奏明廷极力主张对把汉那吉采取安抚政策，并乘此机会因与互市。随后王、方二人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阁臣的支持。隆庆五年(1571)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对右翼蒙古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面对舆论纷纷的朝野，张居正全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因此封贡互市的政策才获通过。之后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余蒙古诸首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之后明朝又恢复了与右翼蒙古的贡市，因此两地的经济交往得以正常往来。从此嘉靖年间不断南下侵扰明境的俺答汗“事朝廷唯谨。

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俺答封贡的实现有深刻的原因。曹永年着重强调俺答汗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明朝政局的转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方逢时等一批有识见、有能力的人执政，处之有方，固然重要，但当时的主动权实在蒙古俺答汗方面。”

达力扎布则强调明朝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蒙古内部矛盾不是实现隆庆和议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能否实现明蒙之间的互市，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明廷手中，而不在俺答汗手里。对俺答汗来讲通贡互市是他采用了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而未能实现的目标，因此不存在俺答态度转变和矛盾促使的问题，这次实现通贡完全是明朝政策转变的结果。”

接下来他进一步分析认为明朝转变政策的原因是由于中央财政困顿，无法继续支持浩大的军费支出。胡凡认为封贡的实现是明蒙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认为，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正常交流的要求，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明穆宗即位后，明朝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则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条件；把汉那吉降明事件的处理得当，这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直接条件。

胡凡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穆宗重用和信任谭纶、戚继光等人，终于将蓟镇之兵练成劲旅，在北边防务中屡败强敌。当俺答汗在把汉那吉降明后率兵对明朝进行威胁时，蓟镇严整的军容和强大的军队也使他不敢轻易发动进攻，最后才有封贡的实现。

由此可见，谭纶在蓟镇所施行的多种改革举措作为穆宗时期明朝整体加强北部边防力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成效客观上有利于俺答封贡的最终实现。对于“俺答封贡”的历史意义，达力扎布认为“尽管俺答封贡后明朝只允许右翼蒙古部落贸易，但是，大漠南北各部落也都通过右翼蒙古部落间接地与中原恢复了经济联系，促进了整个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俺答封贡为界，明朝与右翼蒙古诸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明朝在甘肃至宣府一线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同时明朝与右翼蒙古诸部政治交流逐渐密切，经济交往逐渐深入，双方士兵也得到有效休整，两地百姓也随之交流频繁。从这一点来说，谭纶对于蓟镇边防的改革客观上有利于明朝与右翼蒙古诸部关系的回暖和向前发展，有助于两族人民彼此深入了解和安居乐业。

三、总结

谭纶对蓟镇边防的改革是真正的奉命于败军之际，受命于危难之间。当时，北方蒙古各部对蓟镇沿边的南下侵扰行为愈益频繁，每次南下之后蓟镇地区的人员及财产损失越来越严重，而且堂堂大明的帝都和皇陵居然成了危如累卵的四战之地。

尤其在庚戌之变中，十余万明军竟然缩守于北京城中怯战不出，任凭俺答汗部区区数万人马在北京周围肆意横行达八日之久。这一惨痛记忆成为了时刻萦绕在明廷君臣脑海，挥之不去的梦魇。

谭纶通过宏微观相结合的改革措施，使蓟镇在军队战斗力、优秀将领构成、各类火器及其他军事器械的添置、边境军事设施修筑等方面较之前都得到了质的提升，使蓟镇防务在短期内得到了巨大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