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军打下朝鲜，统帅反因言语失当，被皇太极终身监禁！

后金政权进入辽沈之后，凭借着有谋略的宗室军功集团和勇猛的八旗军队，连续攻占辽东多个重镇，势不可挡。然而明朝派袁崇焕驻守宁远之后，后金的猛烈进攻势头被迫减缓。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行西征、谋取宁远。这场明与后金的宁远之战由于努尔哈赤战略上的轻敌，而以失败告终，并且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受伤，于同年的八月病故。

四贝勒皇太极在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及贝勒岳托萨哈廉的拥立下，即位为汗，1627年为天聪元年。努尔哈赤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嘱咐诸贝勒大臣：“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此处江东所指即为朝鲜。可见这是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分析形势所得出的今后的战略部署。

皇太极即位后，于天聪元年（1627年）即派遣阿敏领兵，发动了第一次征朝鲜的战争。后金政权这次征讨朝鲜不仅是承继努尔哈赤的遗愿，也是出于多方面权衡考虑的结果。首先，后金于前一年刚刚在对明的宁远之战中失败，明将袁崇焕驻守辽西宁锦一线，战况吃紧，无机可乘。

其次，阿敏在镇压镇江起义时，大肆镇压屠杀辽东汉人的叛乱，迫使明总兵毛文龙携众逃往朝鲜境内，后坐镇皮岛，招抚辽人，组织抗金力量，“招集逃民为兵，而仰给于朝鲜王朝”并联络朝鲜反金，限制了后金的力量。使得后金出兵不得不考虑后方安全，“或因朝鲜国虽弱，而颇大，有毛文龙在岛，与之犄角为牵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捣其巢，不无狼顾，故关上得缓须臾，大都得此力。”

所以在阿敏出征临行前，皇太极强调此次征讨朝鲜目的时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应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族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因授以方略，令两图之云。”由此可见，消灭明将毛文龙对后金后方的牵制是此次征伐朝鲜的另一重要原因。再次，后金政权进入辽沈之后，明朝封锁了后金的粮食、皮货等经济交往渠道，使得后金无法通过明朝边贸获取粮食，人民面临着粮食饥荒的问题。

皇太极嗣位后，后金国饥荒十分严重，当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相食。国中金银虽多无处贸易,是以诸物腾贵。”而坐镇皮岛的毛文龙却可以得到朝鲜“转送数万石”的粮食接济，后金统治者自然十分眼热，希望可以得到朝鲜的粮食资助，缓解粮食危机，以济凶年。正是出于以上军事战略、经济困境等方面的分析与考虑，皇太极决定于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派遣阿敏为主帅，统兵征讨朝鲜，兼攻朝鲜境内明军，解决后金后顾之忧。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统大军往征朝鲜。”这一年为丁卯年，又称此次战争为丁卯之役。这次出征阿敏被任命为统兵主帅，参与用兵谋划事宜，作用十分重要，临行之时，皇太极亲自嘱托阿敏相关事宜，并“授以方略，令两图之。”正月，阿敏率八旗精骑三万，潜往明军哨地凤凰城，并遣总官兵“楞额礼、叶臣、雅荪、孟安率兵八十人，乘夜袭其哨卒，尽获之，六哨无一脱者。”

随即楞额礼等人穿朝鲜衣冠，多次潜入朝鲜义州城内窥探军情，并作为大军内应。十四日夜，阿敏率数万精兵突至义州城下，并向城内朝鲜军民招降：“大金国二王奉命征讨，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义州守城官员仓猝应战，狼狈不堪，八旗兵鼓勇奋战，遂克义州城，“杀府尹李筦等，判官崔鸣亮自尽，屠城中兵卒，俘其居民。”阿敏攻取义州以后，立刻兵分两路，一支深入东进朝鲜境内，另一支则南下攻取毛文龙所在铁山。南下军队以朝鲜人为向导，“皆丽衣丽帽，暮抵铁山、宣川。”

当时正值融冰期，毛文龙闻讯由铁山逃往云从岛，未能将其擒获，后金兵遍索毛文龙不得，遂将当地辽东逃民及明兵“尽行厮杀”。东进一路八旗劲旅则长驱直入，连取数城。十五日，攻取定州，斩杀宣川副使奇协，俘获定州牧使。尽降其民。十八日攻克郭山，阿敏所率后金军未伤一员，擒获守城郡守，并朝鲜道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三员。当天阿敏遣人回沈阳向皇太极报告进展“自义州驰二百里外，取小铁山，我等之汉人逃亡者……得获甚多。”

同时详述义州驻兵情况，并向皇太极请求派蒙古兵来援以便大军可深入攻朝，“今恐兵力不敷，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如蒙皇上允发，乞遣一贤能大臣统领之，于冰未解时速来，恐其侵扰义州粮食户口也。”阿敏率大军继续前进，十九日渡嘉山江，二十一日攻克安州，迫近平壤城，平壤等地守军官员，见八旗兵来势汹汹，“望风先溃”，弃城而逃。后金军于安州驻兵休息四日后，入据平壤城，进抵中和。

朝鲜国王李倧率臣属退据江华岛，并派遣使者二人前往中和阿敏营中求和。其实早在阿敏统兵攻占定州之时，就已致书朝鲜国王说明发兵缘由，并督促朝鲜国王速速派人前来议和。“大金国二王子（阿敏——引者）同众王致书于朝鲜国王，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即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

辛酉年（1621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国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因此，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

阿敏所率后金军刚刚攻入朝鲜境内，就向朝鲜国王发书议和，可见，后金此次出征朝鲜并不是真正地想要以武力征服、吞并朝鲜，而是以武力逼迫朝鲜不再事明，结成兄弟之盟，达到奉纳礼币及开市通商等经济来往的目的。然而，由于朝鲜方面送信延迟朝鲜国王未及时得到信书，再加上八旗兵进军迅速“急如风雨”，朝鲜忌惮八旗兵的威势，不得不答应阿敏的议和要求，并派遣降将姜弘立、朴兰英二人之子，偕同黄海道监司从事官闵应恢等人，奉答后金国书，于二十七日到达阿敏驻军之地中和，商讨议和事宜。

然而朝鲜国书中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质问后金来兵：“贵国无故兴兵，忽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陵卑，谓之不义，无故戕害人民，是谓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阿敏遂再次于回书中重申后金发兵的缘由，例数朝鲜发兵助明，容纳毛文龙、赡其军实，先汗归天、新汗嗣位未来悼贺等七大罪状，并威胁说“尔如此负恩构怨，难以悉数。我用是统率大军，声罪致讨。

尔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悔祸之延，抒诚引咎，申盟天地，重修和好耶。我且留师五日以待，惟好是图。果欲议和，速行遣使，如违约不至，我军即鼓行而前矣。”随后阿敏又缓和态度，在国书中劝告朝鲜国王“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若南朝嗔怒，有我邻国相近，何惧之有？”希望两国可以结为兄弟之盟，共享太平。并催促朝鲜方面立即派遣可担当国事的大臣前来解决议和之事。

虽然阿敏在国书中已经说明与朝鲜的议和之意，但是作为统兵主帅的阿敏却并不想就此息兵。朝鲜使臣携中和国书离开后，贝勒岳托等人认为“‘朝鲜与我非雠,旣破一道,今又不可进兵。’诸将皆欲从之,”而首将阿敏却仍不罢休，遂进兵黄州。二月初五，后金兵行军至黄州，黄州城内居民悉行逃遁，朝鲜国王仍派降将姜弘立及朴兰英之子为使臣，赶到黄州报信称：“吾王闻贝勒之言，已遣一亲信大臣来矣。令我先来驰告。”

希望阿敏所率八旗军队可以驻军缓兵，等待朝鲜议和大臣的到来。而此时的阿敏意犹未尽，准备带兵继续深入朝鲜境内，岳托等贝勒及降将李永芳以皇太极临行嘱托及与朝鲜议和在即为由劝告阿敏说：“我等奉上命，秉义而行，若自背前言。不义。前书已有言，朝鲜若遣亲信大臣来，负罪请和，盟誓天地，即行班师。今盍暂驻于此，待其大臣至，听其言辞，再议。”

阿敏听到后十分气愤，斥责李永芳为蛮奴，并以死相威胁，吓得李永芳再不敢言语。后金军遂吹角进兵，二月初七日，前行至平山，逼近朝鲜王京，阿敏在迫近朝鲜王京途中，恰好遇到前来议和的朝鲜使臣进昌君。次日，进昌君进见阿敏表明朝鲜愿意认罪求和，“贵国必欲如何定议，敝国贫瘠，愿悉索吾土物产以献”，并表示为不影响两国议和之事，希望阿敏不再继续进军。同时进昌君指画三屯之地，一千多户作为八旗军队的屯兵秣马之地。

随军诸贝勒大臣皆愿意前往所划之地驻兵，然而阿敏仍不愿意，令行军直驱朝鲜王京。皇太极在回复阿敏的上谕中曾嘱咐他“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时，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尔等在行间，宜仰承天眷，保惜声名，凡事相机图之。”而阿敏在行军途中却独断专行，不考虑大军不能够在朝鲜逗留过久的严峻局势。其不听劝阻的态度和不理智的做法引起了贝勒岳托及济尔哈朗的不满，二人商议后，决定与阿敏分道而行驻兵平山城。

二月初八日，阿敏当即派副将刘兴祚等十人渡海至江华岛，见朝鲜国王李倧，谈判议和条件。一是要求朝鲜断绝与宗主国明朝的朝贡关系，后金为兄，朝鲜为弟结为兄弟之国。二是要求朝鲜“斥绝天朝，去其年号，然后受质子成约誓”。然而李朝仁祖李倧虽答应议和，却以“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名分已定，敢有异意。我国虽弱小，素以礼仪著称，如使一朝而负皇朝，则贵国亦将以我国何如也。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为由拒绝断绝与明朝的臣属关系。

阿敏深知朝鲜与明朝的“父子关系”轻易不能动摇，见朝鲜方面态度如此坚决，便做出让步，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但是金鲜双方就采用年号一事又发生争执，李倧在与阿敏回复的国书中仍署以明朝天启年号，阿敏看到后勃然大怒质问刘兴祚等人“吾非天朝属国，何以用此‘天启’二字？”要求朝鲜去明朝天启年号。

后金使臣刘兴祚极力劝说李倧改换年号，“天启，二字，亦不妥当。以聪字易启字”仅一字之差，而朝鲜大臣坚决反对改换年号。在后金的军事压力和后金使臣刘兴祚的调解下，决定朝鲜在与后金来往国书中不署年号，采用明朝揭帖形式，仅以干支纪年。朝鲜的种种做法使阿敏疑心其议和诚意，不断使人前去催促：“你称讲和，可差官速来；若不愿讲和，将我二次发去金人速发回来。”，并扬言称双方可再次进行战争，决出胜负之后，再定盟约。迫于压力朝鲜国王李倧先派族弟李觉随后金使臣到平山拜见阿敏，并奉上厚礼，以示和好。阿敏与贝勒岳托、济尔哈朗商议后，定议和之事，确定以八旗大臣为正使，刘兴祚为副使前往江华岛与朝鲜定盟。

天聪元年（1627年），三月初三日，朝鲜国王李倧亲自行焚香告天之礼，与八旗大臣、刘兴祚等人宰白马乌牛，歃血为盟，确定双方议和之事，结为兄弟之国，这就是江都之盟。双方誓文如下：<金国誓文>：“朝鲜国王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我两国已讲和，今后同心合意。朝鲜若谋仇金国，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则皇天降祸；若二王子起不良之心，皇天亦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共遵公道，则天神保佑，获福万万矣。丁卯三月初三日立誓。”

<朝鲜国誓文>：“朝鲜国今以丁卯年甲辰月庚申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两国各保封疆。若我国谋仇金国，违背和好，兴兵征伐，则皇天降祸；若金国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起兵侵伐，则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鉴听此誓。”由誓文中可以看出，虽然阿敏未强求朝鲜明确断绝与明朝的交往，但是誓文中禁止朝鲜“谋仇金国，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其实是变相的要朝鲜承认后金的地位，不参与、支持明朝组织的抗金活动。

这些制约条件使得后金在之后的几年里可以专力对付明朝，解除朝鲜在后方对后金政权造成的危机。金鲜议和定盟之后，阿敏既派遣库尔缠返回沈阳奏于皇太极，八旗士兵也整装准备撤兵。但阿敏在撤兵途中，不顾济尔哈朗、岳托等人的劝告，令八旗兵将沿途大肆劫掠三日，所到之处，“子女财畜，荡覆无余”，并将所掠取财物、人畜驱载至平壤城分给八旗将士。

朝鲜国王遣使质问阿敏纵兵抢掠缘由，阿敏于回书中显露自己的野心：“与我天赐王京与八道，有意于我在此为王，我不肯居，还留于贵国乎？……我一到王京，八道盖尽属于我，虽在海岛，水能为田、鱼能为民乎？跟随大臣以我兵速回，故暂时共离，倘我效箕子在此为王，所跟大臣各恋房产，岂不说王来降乎？”表露此前阿敏欲留居朝鲜，相仿箕子自立为王的企图。

随后他又迫使朝鲜质子，国王李倧之弟李觉，于平壤城复誓天地，再次订立盟约。即为平壤之盟。其誓文内容如下：“大满洲国大贝勒阿敏、固山额真纳穆泰、和硕图、顾三台、拖博辉、达尔哈、车尔格、喀克笃礼、博尔晋，朝鲜国王弟李觉、吴云乾、李廷桂、金鎏、李逵、沈静正、沈正玉、黄吕钟、邵完等。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

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朝鲜国王若不违誓词，共相和好，满洲国大贝勒阿敏，无故加兵，殃亦如之。两国永遵誓词，天地垂佑，历祚延长。”

平壤之盟在内容上，进一步明确了朝鲜对于后金的贡赋、岁币等义务，并再一次强调朝鲜应杜绝与明朝的关系。同时平壤之盟是以“大满洲国大贝勒”与朝鲜国的立场与身份所订立的盟誓，阿敏之后所列八旗大臣纳木泰、顾三台、和硕图等人均隶属于阿敏辖的镶蓝旗，实际上是突出了阿敏作为领军主帅的地位，有意强调其所辖镶蓝旗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做法恰恰暴露了阿敏在政治地位和权力上的野心。平壤之盟后，心满意足的阿敏终于率大军还师，“出朝鲜境，秋毫无犯。遵大路，肃伍而还。”于义州城，留满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驻兵屯扎以防范明将毛文龙的侵袭。

后金第一次征朝鲜的战争，以胜利告终，不仅双方结为兄弟之国，并且切断了毛文龙的经济支援。阿敏作为统军主帅，用兵谋划，功不可没。捷报传回后金国，皇太极对此次征讨结果十分满意，亲自出城迎接凯旋八旗将士。阿敏为表示恭敬之意，遣龙什上奏皇太极，请其不要劳动大驾出城远迎，“倘蒙上意必欲出迎，相见时，上宜端坐，容臣等于上前拜见。”皇太极则坚持要出城相迎，并说“若使兄跪拜而端坐受之，岂足以播美名哉！”皇太极遂在迎接阿敏凯旋之军时，出位相迎，以抱见礼答之，慰劳行军辛苦，设宴庆祝，亲赐“阿敏御衣一袭，赐凯旋诸贝勒马各一匹。”以示嘉奖。

此次阿敏统兵出兵朝鲜，完胜而归，功劳虽大，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与弱点。皇太极在阿敏行军途中不断遣人授以方略，不断强调“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如不可行，亦勿强行”等语，嘱咐阿敏凡事相机行事，保惜名声。而阿敏却无视皇太极的叮嘱和贝勒岳托等人的劝阻，于行军途中不仅对抵抗城池进行屠杀，还“搜聚娼妓乐工，歌鼓宴饮”，贪图享乐。在朝鲜同意议和之后，又几次妄自率军深入朝鲜境内。

同时阿敏虽作为行军主帅，但皇太极有令“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同议定，遣使来奏，我据所奏裁定。”要求阿敏一切事宜，应与其他随行诸贝勒大臣共同商议。但是阿敏却一路独裁专断，不与众谋，引起随行贝勒岳托、济尔哈朗等人的不满。金鲜议和之后，又不顾皇太极“其归顺之民，毋得秋毫扰害，仍留彼处，俾各宁居”的命令，沿路纵兵劫掠，驻兵平山时，军纪混乱使得平山城“闾闫屋舍尽毁炊饭，无余一间。大小女人，赤脱衣裙而弃之，乳下赤子匍匐空地，哭声不绝，殒命者亦多”的惨境。

这些恶劣的行为给后金军的声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班师还军之时，阿敏对随行诸贝勒扬言不愿还师，称“汝等欲归者自归耳。我常慕明国皇帝及朝鲜王所居城郭宫殿,无因得见。今既至此,何不一见而归乎?”显露了自己想要出居外藩，留屯朝鲜的意图。

征朝鲜之行，充分暴露了阿敏的弱点。以上这些悖逆的行为，成为他“心怀异志”148的体现，均为皇太极所察觉，并成为其打压阿敏的武器。

阿敏凯旋之后，皇太极虽然着力嘉奖了他的功劳，但是在此后的几年了，皇太极却在不断暗中提防阿敏，寻找合适的机会打压阿敏的政治军事势力。后金第一次征朝鲜可以说即是阿敏军事生涯的高峰，同时他个人政治权势下降和衰落的开始。阿敏行事张扬、鲁莽，不懂收敛的个性，及心高气傲、气量狭小的性格为他今后的命运埋下隐患，遭到皇太极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