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重塑贵州历史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明朝“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重塑贵州历史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沐英、蓝玉等率领三十万大军征战南征云南的蒙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残余势力。经过三年的艰苦战斗，云南终于平定，傅友德、蓝玉奉诏班师回朝，而沐英则继续镇守云贵。此后明朝又陆续派遣军队进入云贵地区，形成了军事屯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调北征南”。

明朝又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鼓励人口稠密的江南、江西一带的人口迁徙到贵州，并给予土地，形成了“民屯”。这件事情被称为“调北填南”。“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大加速了贵州的“改土归流”进程、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对贵州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朝建立之前，贵州总体上还处于“蛮荒”状态，中央对贵州的控制也十分薄弱。从唐朝以来，贵州逐渐形成了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东宋氏、水西罗氏四大土司和黔南的“八番”等蛮夷区。其中播州、思州和水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汉文化在该地区扎下了根。不过总体上，贵州大部分地区是人烟稀少，经济落后。

明朝初期的“调北征南”却打破了这一个僵局。明朝建立后，贵州四大土司纷纷臣服于明朝，这为朱元璋派军征服云南提供了条件。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的3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从贵州和四川开进了云南，云南梁王势力很快被消灭。此后，朱元璋命令沐英及其子孙长期镇守云南，并在云贵驻扎大量的军队。在贵州方面，明朝选择驻军的地区都巧妙避开四大土司的管辖范围，其中驻扎最多在安顺一带，这里是四大土司都不能控制的地区。其次在贵阳、都匀一带也驻扎有相当数量的军队。明朝大军驻扎于贵州，无疑加强了明朝对贵州四大土司的控制。

军事力量的存在是贵州“改土归流”实行的保障。在早期，明朝先将四大土司之外的小土司逐渐革除，开始局部设置了府州，悄然开启了贵州“改土归流”之路。在贵州布政使司建立之前，贵州都司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普定府、安顺府、都匀府、程番府等，虽然这些府州之下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司机构，但是他们基本为长官司级别的低级土司，其势力很小，不成气候。在这些府州的核心地区，明朝政府实行了和中原相同的流官治理，为贵州的建省准备的条件。

军事的力量的进入，可以吞噬小土司，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消灭大土司。在永乐年间，思南田氏两大土司相互混战，此举给永乐帝提供了机会和借口。1413年，永乐帝派军消灭了思州田氏，革除了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设置了贵阳府、都匀府、黎平府、思南府、思州府、镇远府、铜仁府、石阡府，共8个府。思州、思南的改图归流，使得贵州建省时机走向成熟。1413年，贵州布政使司正式建立，随后思州、思南八府被划入贵州省。在明朝中期，都匀府、程番府（后来改名贵阳府）等相继被划入贵州省，贵州省初具规模。1600年，播州杨氏反叛，明朝发动了“平播之战”，废除了播州宣慰司，设置了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给了四川和贵州，贵州的范围得到了扩大。1630年，水东宋氏水西安氏反，最终水东宋氏的“十二马头”被革除，设置了开州，安氏的息烽、修文等地被划给划给明朝直接控制，纳入贵阳府。可见，明朝在贵州推行了“改土归流”，都建立在明朝大军“调北征南”的军事保障基础之上进行的。到了明朝末期，贵州四大土司已经被消灭了三个，而水西安氏的势力也大大被削弱，只能苟延残喘。贵州的改土归流大大推动了贵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明朝之前的贵州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经济状态。然而，随着明朝“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大量中原地区的移民涌入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贵州农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同时，明朝政府还在贵州设立了大量的军事屯堡和民屯，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对贵州的统治，也为贵州的经济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之，明朝“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明朝初期的边疆问题，还为贵州的历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军事屯垦，明朝成功地将贵州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为贵州的历史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