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篇章：从会宁会师到西安事变》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这一历史时刻宣告了长征的结束。然而，长征的终结并非战争的终点，反而揭开了另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序幕。蒋介石在得知消息后，亲赴西安，企图对我军发起最后的决战。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刻，我党面临着国民党和日本侵略的双重压力。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当时张学良没有发动“西安事变”，历史将会如何？徐向前元帅坚定地回答：“我军早已准备好迎接新的长征！”那么，按照徐帅的说法，新的长征究竟是什么呢？
会宁会师并非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虽然会宁会师象征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但它并未使我党摆脱困境，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在红军的主力部队中，红四方面军实力最为雄厚，因此也成为了蒋介石的首要攻击目标。当三大主力部队聚集在甘肃时，六七万士兵挤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这无疑给了蒋介石可乘之机。我党被敌军重重包围，西有胡宗南，南有张学良，北有傅作义，形势异常严峻。
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在陕甘地区与我军展开决战。他首先组织了通渭会战，计划以三个军和四个师的兵力控制西兰通道地区。其次，他发动了河东围剿，数十万大军和一百架轰炸机对我党河东地区的红军进行猛烈打击。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事实上，在10月上旬，张学良已将通渭会战的计划和一些细节透露给我党。他不仅提供了情报，还提出了实施宁夏战役、尽快打通西北的建议。此时，以主席为首的红军已经开始制定应对策略。在十月份，主席发布了一份针对此战的作战纲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拖住敌人，造船渡河”的策略。红四方面军积极响应，率先抢占了黄河渡口，两万人在敌军尚未赶到时便开始强渡。尽管红四方面军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在中央的指示下，他们向东进军，然后绕回陕北地区。
与此同时，张学良向我军发出电报，请求我军原地等待。此时的张学良有何意图呢？实际上，早在蒋介石抵达西安时，张学良就多次劝说他停止内战，与我党联合抗日。但蒋介石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怀疑起这位结拜兄弟的忠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不愿放弃对我军的围剿机会。然而，日本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他们也想利用我国内部的动荡趁机侵占我国领土。
张学良一心想与我党共同抗日，他在东北军与我军的三次交战中屡遭败绩后，已不再抱有与我军为敌的念头。东北军将士们渴望早日结束战斗返回家乡，而张学良也意识到必须顾及他们的意愿。为了表示与张学良合作的诚意，主席特意致电李克农表示愿意帮助稳定西北局势，让东北军能够早日返乡。
在多次劝说无效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五天后，周总理等人抵达西安参与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过程，12月25日蒋介石最终同意与我党共同抗日。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拉开帷幕。
根据徐帅的回忆录记载，早在宁夏受挫后中央就已制定了新的战略转移路线——即下一次的“长征”路线。对于这次“新长征”有两个方案：一是先向东打回陕北再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南下最后返回陕北；二是向南先到甘南地带再进入河南最后打回陕北。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最终都将回到陕北这就是当时我党的计划。在西安事变前两个月我党已派人通知张学良我们即将离开的决定。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数万红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缺衣少食且正值寒冬腊月但他们依然坚定前行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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