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遗恨：《帝后礼佛图》的浩劫与新生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位置图，此为未被盗凿之前的原始位置已知唯一存照，原载于（日）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文化史迹》第二卷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原载于（日）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文化史迹》第二卷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山西大同迁移到河南洛阳。随即在洛阳东南、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的峭壁上开凿佛像与石窟。其中，分为南、北、中三洞的宾阳洞，即是北魏迁都之后由皇室建造的大型佛窟之一。中洞和南洞，乃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祈福而特别营造的洞窟。

宾阳洞原计划开凿三座石窟，但耗时20余年，动工80余万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宾阳中洞约完工于孝明帝执政年间（515～527年），成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佛教洞窟，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洞中前壁自上而下有四层精美的浮雕，《孝文皇帝礼佛图》位于其中第三层，而且与之对称的还有一幅《文昭皇后礼佛图》，刻画的则是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两幅浮雕作品，合称为《帝后礼佛图》。

《孝文皇帝礼佛图》浮雕表现的正是北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以后，率领文武百官礼佛时的宏大场景。孝文帝头戴冕旒，手持薰炉，缓缓前行。他的左右和身后紧紧跟随着一批文武百官和侍者。浮雕上人物众多，列置密集，可是却显得错落有致，和谐统一。人物的神态也很生动，各自步随身动，皆是神采飞扬。且浮雕中人物的衣冠和仪仗，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孝文帝当时有力推动汉化的服饰特征。

整个《帝后礼佛图》构图严谨，气势恢宏，画面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后为中心，形成南北相对应的礼佛行进队列。《帝后礼佛图》反映的是北魏宫廷的佛事活动，它生动地刻划出了皇家和贵族的雍容华贵以及在佛事活动中虔诚、肃穆的情境，造型准确，线条流畅工艺精美，是当时最高等级和最高艺术水平的浮雕作品。

与早于龙门石窟建造的云冈石窟的浮雕作品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进一步加强了本土的文化色彩与艺术技法。作品更重视线条的勾勒与表达——人物之间的空间景像、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条勾勒，特别是衣纹的处理，舒展流畅、疏密有致，更着力体现世俗人物的穿着实情，而非先前只是着力体现神佛菩萨的“天衣”之神秘空灵。

应当说，《帝后礼佛图》这样的古代浮雕作品，很好的将自汉代画像砖石雕刻中的“减地浮雕”手法，与中国古代绘画的线描技法相结合，又融汇了来自古印度、古希腊等外来雕刻技法，形成了“古今同体”与“中西合璧”的新时代艺术样式。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遗憾的是，正是由于《帝后礼佛图》精湛的雕刻工艺与多重多元的珍贵价值，早在上个世纪初即为国外古董商及盗掠者所垂涎与觊觎，陆续遭遇盗凿继而流失海外。据考，上个世纪30年代初，《帝后礼佛图》即被分别盗凿与售卖至海外。如今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孝文皇帝礼佛图》，以及陈列于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就见证着这一段国宝“痛史”。

万幸：巩县石窟《帝后礼佛图》尚存三组

河南巩县石窟

巩县石窟第1号窟之皇帝礼佛图

巩县石窟第1号窟之皇后礼佛图

不幸中的万幸，除了龙门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之外，目前我国尚存完整的《帝后礼佛图》三幅，皆雕造于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的石窟中。事实上，文献纪录片《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出现的那个镜头，所摄录的画面就正是巩县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

巩县石窟，位于今巩义市东北大力山下伊洛河北岸，与云冈、龙门同为北魏皇家石窟。北魏宣武帝在此令工匠造窟刻佛，以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各代相继开窟造像。据统计，石窟坐北向南,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摩崖像龛328个、碑刻题记186篇、佛像7743尊。

巩县石窟的开造时间为北魏晚期，受地理条件限制（此处仅有一段可用于雕刻的山崖，其余均为黄土泥质地层），总体规模有限，仅有5个较为大型的洞窟。虽然仅就建造规模而言，巩县石窟较之云冈、龙门石窟而言，确不可同日而语，但“后出转精”之作，在这里却比比皆是，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在统共5个石窟中，竟有3窟均刻有《帝后礼佛图》，且大体都保存完好，实在是弥足珍贵，令人叹为观止。

巩县石窟编号第1、3、4号窟的窟门前壁内侧，均刻有《帝后礼佛图》，尤以第1号窟保存最为完整，图像最为精美。其中，第1号窟《帝后礼佛图》浮雕在南壁窟门东西（左右）两侧，各作3层，相向排列。东侧系以帝王为首的男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3个，高约60厘米，侍从像约40余个，较主像矮小，高约40厘米，西侧系以皇后为首的女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1个，侍从约30余个，皆略小于东侧人物。

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

纵观第1号窟《帝后礼佛图》东侧浮雕，整幅图像以三排呈三级列置，构图方式上有别于龙门石窟，在有限的空间中更显宏大繁密之势。细观之下，不难发现，在这由上至下的三级构图之中，主要人物的排场及随从人数并不相同，体现着帝、王、君、臣的等级序列。这些等级对应的人物形像，其身体姿态也微妙地表现出尊贵、昂扬、谨慎、谦卑等各种仪态，雕刻工艺可谓精湛传神，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极为丰富。

百年：《帝后礼佛图》的浩劫与新生

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孝文皇帝礼佛图》

陈列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初，巩县石窟曾经与龙门石窟一道，都深受海外学者重视，前来实地考察与探访者络绎不绝。譬如，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就曾于1907年先后造访了龙门与巩县石窟,随后于1909年到1915年间在巴黎持续整理与陆续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书中率先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数十幅。其中，有6幅《帝后礼佛图》照片源自龙门石窟，而另有4幅，则来自巩县石窟。这批距今已110余年的老照片，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拍摄的《帝后礼佛图》原始图像。

法国汉学家沙畹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孝文皇帝礼佛图》

法国汉学家沙畹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

自沙畹公布这批图像之后，《帝后礼佛图》逐渐进入国际汉学界视野。1910年，美国收藏家、实业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首度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拍摄了宾阳中洞与巩县第3、4号窟中的《帝后礼佛图》（生前未发表）。1914年2月间，法国考古学家、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循着沙畹的考察成果，再度造访龙门石窟，现存7张谢氏所摄龙门照片，均摄于宾阳中洞。出于对《帝后礼佛图》的浓厚兴趣，这些照片以分段、局部、全景的方式，多次拍摄了《帝后礼佛图》。

值得一提的是，或因拍摄效果不佳，或因有其它方面的考虑，谢阁兰所摄《帝后礼佛图》，并未向外界公布。即便在1923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华考古图志》中，谢阁兰也未将这些照片纳入书中。直至近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珍藏馆中的谢阁兰考古相册，后世读者方才得见“真容”，也方才得知谢氏也曾经短暂考察过龙门石窟，且还专门拍摄过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

1914年2月,谢阁兰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

1914年2月,谢阁兰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孝文皇帝礼佛图》

继沙畹、弗利尔、谢阁兰之后，至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瑞典学者喜仁龙(1879—1966，又译喜龙仁)等纷至沓来，都曾先后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在《支那（中国）佛教史迹》《支那（中国）文化史迹》《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等专著中各自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可以说，上个世纪初短短一二十年间，《帝后礼佛图》的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渐成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瑰宝。

值得注意的是，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先后五次访华考察的常盘大定，继法国汉学家沙畹之后，成为公开发布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的第二位国际学者，也成为率先考察与研究《帝后礼佛图》的亚洲学者第一人。1925年在日本出版的《支那（中国）佛教史迹》（六卷本）中，就辑有常盘大定等人亲临实地所拍摄的《帝后礼佛图》照片。

尤其特别的是，这一组照片，其中有两张与先前欧美诸学者所摄照片不同，它们并不是纯粹的集中摄录《帝后礼佛图》图像本身，而是十分清晰的摄录了两幅浮雕石刻图在宾阳中洞的原始位置，这是在此之前拍摄的其它照片都不曾具备的独特之处。

原来，《帝后礼佛图》所在石窟的原始位置，处于窟口内壁下端，且画面还略微跨越内侧壁，形成了一个横向带转折的“L”空间布局。这样隐蔽的位置布局，观者非得进入洞窟之后，再转身朝向窟口，目光下视约呈45度角，方才会注意到此图。如果仅在窟口观瞻窟中造像而不步入窟中，或者步入窟中仅观瞻正壁及左右侧壁雕刻细节，而于转身回返之际没有精细观察，是不容易看到此图的。如今，为保护文物计，宾阳中洞外设护栏，已无法步入石窟，一般游客虽通过介绍知晓此窟曾雕造有至关重要的《帝后礼佛图》，可从窟口处往里探视，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此图原置于何处的。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组两张清晰展现了《帝后礼佛图》原始位置的照片，为早就对此图虎视耽耽，垂涎欲滴的各路古董商无形中提供了“盗宝线路图”。《支那（中国）佛教史迹》出版之后不久，不过几年时间，龙门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即招致了被打碎盗凿并流散海外的悲惨命运。1938年，《支那（中国）佛教史迹》（六卷本）扩编为《支那（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本），这一组照片仍赫然在列。殊不知，此时的《帝后礼佛图》，早已在盗凿的斧锥之下变成了一堆碎块，正在古董商的仓库里待价而沽，或是已然被装进了颠沛流离于异国他乡的车船之中。

与龙门石窟相比，巩县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洛河又常常将此处石窟淹没并常年淤积泥土，此处的三幅《帝后礼佛图》也因此得以逃脱被盗厄运。即便如此，巩县石窟中的其它石刻造像被盗也较严重，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整龛造像被盗凿的情形，也令人触目惊心。因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所限，政府当局及各部门机构对巩县石窟的保护措施也极其有限，盗凿情况始终无法有效扼制。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尤其以梁思成等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学者）对巩县石窟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国外学者考察成果的逐渐披露而日益加强。

1936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敦桢、陈明达等人实地考察巩县石窟,后来在刘氏所著《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留下了相关记录，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考察与初步研究巩县石窟。陈明达日后又陆续撰发《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北魏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等石窟专论，这些论文内容都涉及到巩县石窟,研究推进的时间跨度先后近30年（延续至上个世纪60年代），足见其重视程度。可惜的是，因抗战爆发，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及时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巩县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也就此停滞不前，再无进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者对巩县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视，早在1962年即由文物出版社印制了《巩县石窟寺》图录，封面图案正是那早已享誉中外的《帝后礼佛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图案创作团队，在创作八幅历史人物繁多、历史意义重大的新时代浮雕作品时，可能曾研究与借鉴了《帝后礼佛图》的雕刻技法。

1982年，国务院公布巩县石窟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与研究力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今，步入巩县石窟，最为精美完整的第1号窟《帝后礼佛图》，已经装置镜框加以整体保护，国人尽可以在精心呵护“国宝”的前提下，几乎“零距离”的与这一“国宝”亲密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