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唯一一个所有党派都参加过的人，最后却成了“国之公敌”

这里不谈政绩，也不是名人传记；不断定立场好坏，不讲对和错。

只是说说“国之公敌”杨度和一个叫花云仙的女人。

杨度

有一种朋友是不打不相识的。梁启超相信这句话，就像相信他和杨度的友谊一样。

说到与杨度的友谊，梁启超难免有些脸红。二人自少年时便惺惺相惜，当年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亦有《湖南少年歌》问世，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为时人称道，这两篇文字一时风靡天下，洛阳纸贵，由此二人遂成至交。

但是在推翻帝制的观念上，梁启超和保皇派杨度就势不两立了。1915年4月，杨度仅用三天写出《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数月之后杨度又与孙毓筠、胡瑛、严复、李燮和、刘师培等“洪宪六君子”组成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事业大颂赞歌，气得梁启超大骂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从此二人多年来一直在文字上针锋相对，打得难解难分。

而随后，杨度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张勋复辟的时候杨度又力主废除帝制，与梁启超站到了同一战线上来，坚决反对张勋称帝，他发表了“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警告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迅自取消。”这一次，朋友是打出来的这句话，梁启超信了。

这种不打不相识的友谊似乎永远多了份尴尬，甚至即便是政见统一了，他和杨度还是互不相让，彼此各立山头捉对儿厮杀。

1918年，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不再追究杨度作为帝制祸首的责任。杨度回到北京，跟着老乡兼师弟齐白石学画，并在此期间结识了梅兰芳等人。他开始游戏风尘不问政治，每天花前柳下的逍遥。当他得知梁启超有位红颜知己花云仙在北京一家艺伎会所里献唱时，立即出大价钱包了她整月，每天诗酒唱和。梁启超政务繁忙，偶有空闲想到艺馆与花云仙小聚一下时，却被老鸨阻在门外，因为“杨大公子花了天价的银子，包了花云仙的全场一个月。”

梁启超去踢花云仙的门，开门的是满脸绯红一身酒气的杨度。“梁公是想和我共饮此杯吗？”

梁启超气得胃病发作卧床半月有余，杨度得知，每天拎了糕点登门探望，嘻笑不止。“梁公保重，社稷还倚仗先生。”

梁启超就随手抓起身边的茶杯掷他。杨度则哈哈大笑，拾了摔得七零八落的杯子茬儿摆在花云仙的房间里，每天在本子上记，“一只，两只，三只……”

花云仙早嫁了人，因先生早死，她只身来京。一个孤身女子，举目无亲，空无一技，走途无路只好入了青楼。琴棋诗画俱佳的她只是与客人诗酒取乐，并不以身相许。

梁启超乃人中龙凤，远见卓识又书生意气，让她心生羡慕。只是他忙于公务，极少光临，虽然物质上待她非常丰厚，但一介女流，芳心待摘，又岂只是钱之一物便可安心？

与杨度月余相处，这个气宇轩昂、出口成章又颇有南宋遗风的杨公子让她心猿意马。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二人唱和的诗多达四十余首，情愫渐生。

杨度本是想气气梁启超而已，没想到这个美貌如花，又艺技出众的女人让他也难以自持。他说：“史有梁红玉击鼓，今有花云仙唱诗。度半生跌宕，到此足矣。”而花云仙则说：“中国人物，著文章而不英雄者有矣，英雄而无文章者有矣。两臻其极者，前有曹操，后有惟君。”

待到杨度的本子上记到“十二只”的时候，梁启超挣着病体来敲门。

花云仙把自己绣着红梅的贴身手帕交由下人送过去，附短笺曰：“君有国之大业，妾只小家而已矣。”

其意不言自明。

一介女流，怎么懂那些大男人们慷慨赴死的去国难、舍俗身？懂什么舍身取义的标榜？她只要一间碎瓦房，三餐清素粥就足够了。

乱世里的小桃源，无非就是三两小杏枝上闹，一膝幼子身边绕的小团圆。花云仙早已厌倦浊流红尘，她要杨度带她回家。

那时正是国事突变、天下大乱的当口，自负经天纬地之才的杨度自感报国无门，情绪一落千丈，与梁启超打归打，心底里他还是敬佩梁启超敢于直面风浪的勇气的。相比之下，他却时感心力交悴，“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给花云仙留下了几块金锭，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京城。

世道乱得街街空巷，花云仙却找不到家，找不到一个归处。她访遍了京城周边大大小小的寺庙，想寻到那个不久前还一身义气谈笑间指点江山的杨公子。

她知道杨度曾是国家政权机构的参谋，所有执政者都曾听取过杨度的意见。她逢人就拜，求那些人念及旧谊，能助她一臂之力，只是世事沧桑，人走茶凉，那些人自顾尚且不暇，哪有时间理会一个女人的哭哭啼啼？两个月的时间里，花云仙瘦了十几斤，原本的花容月貌也荡然无存，当她风尘仆仆地在离京三百里外的一间小庙找到袈裟在身的杨度时，已是欲哭无泪。

她展开手帕，上面是她思念至深时咬破指尖的血书，“若为君故，沉吟至今”。

杨度抱起她，带她到了后院，院子里一几一棋，一纸一墨，墨未干，满院子挂的都是狂草淋漓的宣纸，纸上都只有这一句，“若为君故，沉吟至今”。

那是他们相识时在艺馆里，谈到最多的一句诗。

杨度说，“确是为了操心国事，我遁入空门，但静心想想，国家于我又如何？我发誓，每天写十张纸，写够了一千张，若是这个国家还想不起我，我就与这国家作一个告别，然后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回我们的家。”

他拉着她一张张纸地数过去，已经五百七十张了。她说，“我只想着，找不到你，就这样一路走下去，走到死，死了去阴间等你。”

杨度叹了口气，“这个乱世看来是不需要我了，你比这国家更让我疼。走吧，回我们的家。”

湖南湘潭的杨氏老宅，母亲早挑了白黄的旗子在门口。

在老家，这是家中除名的告示，谁家的子孙若是犯恶在祖籍里去了姓名，就会在自家的门前挑出白黄相间的旗子。如此一来，被除名者就再没有机会入祖坟，世世代代背着不孝的名声，这在一个新旧交织的旧中国，简直是比杀头还让人不可忍受的惩罚。

杨度在家中早有妻室，这事他在艺馆赎了花云仙之时，就已经毫无隐瞒地告知了她。只是，母亲不依不饶，得知儿子又寻了新欢，干脆挑出了除名的旗子。

杨度带着花云仙跪在家门口，任夏秋之交的烈日如火烧身。

天黑了，杨度带着花云仙找了家小旅店，她给他打水泡脚，他给她揉跪肿了的膝。她说，“我还是走吧，害得你背着不孝的罪名。”他说，“不怕。上古有孔融之逆，今有我杨度之猖。上无力报国，下无力持家，大家小家都不要我，那么就索性这样吧，入不了祖坟我也要娶你。”

次日清晨，二人继续回到家门口，跪下去，离他们十步之遥，是两扇紧闭着的门。

门房里的小童跑过来，递上今天的报纸，头版上赫然是“大才子杨度疑遭家门之拒，小国师皙子为家国不容”（杨度字皙子）。

前半生杨度四处奔波也四面楚歌。他中过秀才，曾是晚清四品；参加公车上书，他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过命之交，又是汪精卫、蔡锷、齐白石等人的同学；他跟随袁世凯，又力拒张勋，各种当政势力的圈子里都有他的身影，在当时也是风云人物，可是现在却混到国之遗弃，家之遗弃。念头及此，杨度仰天长叹，恸情落泪。

杨度的母亲实在忍不下心，命人带杨度二人从小门进入后宅，先找间客房歇下。

从小门进家，还未撤下除名的黄白旗子，他回到自己家里也只是个客人，就像他无论在哪个政治集团里，都也还是客人。这辈子，他一直都在作客，而一腔热血的杨度，却每每把自己当做主人。

一连几十天，母亲不见自己，也不让原配见自己。杨度心灰意冷，以酒度日，酒不醉人人自醉，借酒浇愁愁更愁。

他找到好友梁辟垣代已求情，他知道梁辟垣一向是母亲很喜欢的，梁辟垣却反过来劝他，“何故抢此绿头巾乎！”杨度惨然一笑：“我自心甘也。”梁辟垣又说，邻村有相士，可以从头上之气断凶吉，杨度依旧苦笑。“我的头，就不必看了，只有绿气。”

杨度每天在母亲房外跪上一个时辰，然后就躲进书房写字。1922年5月，陈炯明叛变，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试图两面合围之势，消灭立足未稳的北伐军。孙中山知道杨度曾与直系军阀的第一人曹锟交好，又知道他舌灿若花，便请他出山游说曹锟，阻止吴佩孚援手陈炯明。

早已心向共和的杨度立即前往保定，与曹锟彻夜商讨，终于劝说曹锟以军事统帅之职力阻吴佩孚出兵，随后陈炯明兵败。三个月后，孙中山请杨度东去上海入主共和，待杨度赶到上海时，孙中山却撒手仙逝，杨度追随共和的大梦再一次破碎。得知孙公仙逝，杨度当即手书一联：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此联之哭，这岂非也正是哭他自己？

当他心灰意冷的再次回到家里，花云仙已经不知所踪。

家人纷纷说，花云仙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贤惠达理，分明就是富贵小姐的作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日里指指点点、挑三拣四的，走就走了吧，至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杨度诧异，那个当初乖巧伶俐、知书达理的花云仙怎么突然间变了一个人？说好的海誓山盟呢？说好的同甘共苦呢？莫非一切只是烟云？

他唯一接到的有关花云仙的信中只有一句，“妾自在天津，已与一火车小站之站长结婚，勿念。”

杨度不信，不信当初那个肯跟自己在烈日下跪上几天的花云仙就这么远去了。他跟母亲说他要去天津，母亲坚决反对。

就在这时，李大钊找到了杨度，随后杨度以自己得天独厚的人际关系与各派军阀接触，为李大钊收集情报。后来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杨度耗光了全部积蓄，调动所有关系营救，甚至把自己新购的房子都卖掉，最终还是没能成功。李大钊牺牲后，杨度与陈庚相识，在陈庚的授意之下，参加在上海的地下党。母亲还是没承认自己是祖坟里的人，当年的儿女私情也早成过眼云烟，他要让自己忙起来。

忙，是治疗疼痛的一剂好药。

1930年夏，梁辟垣找到了他，告诉他自己早些时候去天津，恰好联系上了花云仙。花云仙过得并不好。她之所以离开，是无法忍心因为自己让一个为国为民的男人被拒在家门之外，身负骂名成为于国于家的罪人。而她得知杨度已经开始了新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之后，更决心趁他未归之时一个人离开。所有的乱麻乱结，唯一的解法就是她的离开。

离开，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这个男人一个交代。

这一次，杨度没有哭。他自认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一生里加入了无数的派别，或保皇或维新或共和或共产，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哪一种体制能救人，他都义无反顾地为国效力，根本没考虑过身后的影子歪不歪，骂名重不重。只是，他救不了自己，偏偏最终救了自己的，是一个弱女子。相比之下，自己的所有骂名所有牺牲，都抵不过一个女人的枯萎和成全。

两个月后的1930年9月10日，杨度给自己亲题了赴死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幅联后来传遍了中国，还有一幅他则交由梁辟垣带去天津：

自知今生负旧友

哪堪红颜草上黄

这幅联，送给一个叫花云仙的女人。

又过了一年零七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左右摇摆的名人”，杨度撒手西去，临死未留任何遗嘱，只是交代好友董健吾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董健吾问，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摇头，叹气。他床边的柜子里，收着这一年多来所有他写过的宣纸，纸上反反复复各种字体，内容却只有一句：

若为君故，沉吟至今。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又号虎禅师、虎头陀，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著名政治活动家、宣传家。

早年留学日本，与同乡杨笃生创办《游学译编》，与梁启超至交。

先后参与或赞助了清末公车上书、变法维新等活动。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周旋于各色人物间搜集情报。后期思想动荡较为激烈，游刃于国共民盟等多党派之间，1930年入中国自由大同盟。

1931年9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周恩来临终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总体上说，他是进步的，是有益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