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东北是不是“游牧民族“?

松嫩平原间最大的两座城市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名字怪,名字的由来也众说纷纭,《黑龙江地方志》记载哈尔滨为满语“停尸的江”,又有“晒鱼网的地方”之意;“齐齐哈尔者,达斡尔语,天然牧场之意也。东北先民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齐齐哈尔旧城

谈及松嫩流域的先人,以往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是游牧为主要居住形式的“散户”,但从这两个城市的名字的本意来讲,为什么却丝毫看不出“游”和“牧”的痕迹呢?居住在松嫩流域的先民们真的是游牧民族么?

当年纵横漠北的契丹先人被鲜卑族打败,其中一部战退守到外兴安岭一带,公元947年,耶律德光建立辽国,成为统一中国北方的政权。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辽太宗耶律德光。骑马,持弓,明显的狩猎形象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和顽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扬,外国除了把中国称做“瓷器”外还习惯称为“契丹”,比如俄语的“中国”китай,其本意就是契丹。

契丹建辽时,在嫩江流域济沁河畔建有济沁哨卡,古契丹语中“哈尔”一词的本意是阻挡、防守、关隘之意,于是“济沁哈尔”便理所当然的成为哨卡的名字,这也是齐齐哈尔最早的规范的称呼。

17世纪中叶,南迁到嫩江流域的达斡尔人以农业生产为主,辅有渔猎,称为“齐齐哈尔达斡尔”。他们居住在雅尔塞、莽格吐、卧牛吐等村屯,为永远纪念隔江这个第二故乡,称自己是边疆人或边疆来的人,所以把这个中心村屯称为齐齐哈尔。

巧的是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奇奇嘎热”、“习气哈克”、“奇查哈里”或“喜扎嘎日”的谐音,含有边疆、边境之意,与“济沁哈尔”的发音极其相近。也有人说齐齐哈尔是蒙古语“里奇嘎热”或满语“哲陈嘎拉”的音转,其含意除边疆、边城外,有天然牧场之说。

按古籍记载,一直以来嫩江流域各民族都以游牧为主,其实从考古的角度确切地说,东北各族更多的是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游牧始终处于次等位置。最直接的证据是东北民族由古以来包括沃沮、挹娄、夫余、勿吉、靺鞨和渥集等民族称呼都是源于通古斯语系,其本意为“窝集”,也即密林,凡是有这种称呼的民族都是居住在森林地带从事渔猎的人,也是东北地区可以考证的最早的居民。从民族称呼上就可以分辨,松嫩流域的先民们不是从事游牧,而是渔猎。也即是说,“射猎为业”是准确的,而“畜牧迁徙”则有待商榷

《魏书》中多次提到过的一个神秘的古鲜卑族发源地“嘎仙洞”于1980年在兴安岭发现,而“嘎仙”一词是鄂伦春语,意即“猎民之仙”。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嘎仙洞

鲜卑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之一,就是居住在嘎仙洞周边的拓跋鲜卑部落最终创建了北魏,成为中国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由“嘎仙洞”的名称及在嘎仙洞中出土的众多骨石打磨的箭镞、陶片,说明古鲜卑以狩猎为主。

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集大成者,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先生在昂昂溪五福遗址发掘了一处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古墓葬,从出土的文物分析,当时的昂昂溪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渔猎经济特征,出土的压制石镞、石铲、石刀、石网坠、刮削器、石磨盘、石磨棒、陶罐等说明昂昂溪文化是一种以渔猎业为主,并兼有养畜业、农业和手工业等多种原始经济形态的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文化。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昂昂溪出土的石铲古钎,为锄地的农业用具

遗址中发现的灰坑、窖穴、墓葬、护村壕、房址等遗迹也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松嫩流域各族已经开始定居生活了,不可能按水草长势常年四处游走放牧。

嫩江之北在隋唐时期就是“古乌恒之遗人”,唐时称“乌丸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北讨大兴安岭地区,从此乌恒族遂溶于其它各族之中,辽宁朝阳县古墓出土的隋唐乌恒时期文物中,青铜器有170余件,多为古剑、鱼钩、装饰物,另有大量石锹石镰等农具及陶制日用品,说明当时“多骑射,猎禽为事,粗为农耕”是其主要生活形态,同时陶器易碎,如果居无定所,游牧民族不会带着这些易碎的生活日用品四处迁徙。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同样是飞骑射猎形象

1956年辽宁西丰县乌恒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饰牌,图案多是家畜、野兽,甚至还发现了“骑士出猎”的图案,不难看出古居东北的乌恒人主要生活方式是畜牧业和狩猎业,秦汉时嫩江流域已有有意识的农耕,北方每年一季成熟,既已种下,就待收获,不可能离耕种地太远,也就不太可能“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

之所以嫩江流域给人“天然牧场”的印象,是因为当初契丹人迁入嫩江流域时的确是因为这里水草丰茂,适合放牧,加上后来的女真人以马上功夫著称于世,从北宋开始,朝廷每年都要从东北各地应征众多的马匹以供军备,故尔促进了东北各族对牧马的热情,几百年间曾不遗余力地发展畜牧业。

除了正常供给朝廷所需之外,契丹及后来有“马背上的英雄民族”之称的女真人在军事上也大量需要马匹,同时东北的马体格健壮高大,耐力强,一直是高丽、蒙古等各族的抢手货,东北各族在很长的时间里贩卖马匹也是其主要财富收入,而嫩江、松花江流域又非常适合放牧,故尔给人以东北民族是游牧民族的感觉。

随后女真人迅猛崛起之后,完颜阿骨达于一一一五年建立了金政权,并在大小兴安岭及嫩江、松花江、阿什河等地区大量建立城址,据考证,其城址间距是十至二十公里,这种距离适合耕种田地,却不一定能广泛从事畜牧,因为畜牧需要更大范围的土地做为牧场。

《三朝北盟会编考》中记载有“阿骨达及其妻者于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座”及“环屋为土床,炕火其下,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说明金建国初便已普遍使用火炕取暖,东北古人也建有房屋,但却从未有炕的使用,在金国遗址中有常年居住火炕及大量炕灰,旁证了金朝定居为主的生活状态。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另外在金时已有家猪出现,猪不可能随着游牧民族长途迁徒,却可以很好的消耗定居民族的生活垃圾,《东胡民族考》中推测“通古斯”一词的来源也极有可能与养猪的生活习惯有关

金初大量的民族整合和迁居更说明了当时东北各地的定居状态,放牧一人可驱千余畜,不需要大量移民;史书中多次记载阿骨达的这种“集民”政策,而其所集之民大多是一些手工艺者和工匠而不是牧民,可以想见其“集民”的目的并非是发展牧业而更多的是要通过“引进人才”来提高东北边民的纺织、冶炼、使用火药等先进技术。

《皇清职贡图》中记载松嫩流域各族自古就“夏以桦皮为服,冬则貂帽狐袭。”这些都是渔猎产品而非游牧产品,东北也穿皮衣,但大多是牛皮为质,牛又为畜业产品,而游牧的对象则大多是马。

东北自古就有三宝之说,“人参貂皮靰鞡草”,前两项为“猎”的附属物,为东北特产,“靰鞡草”则是絮进鞋子里的一种起保暖作用的草,穿上这种叫做靰鞡的鞋子,防雪防滑,进山打猎健步如飞。

进贡朝庭的“海东青”则是一种猎鹰,是专为打猎而用的,东北还有著名的几大怪,比如“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土盆火炕烤爷太”、“烟囱竖在山墙外”等都说明东北很早以前就过着定居生活,这其中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游牧”迹象。

东北先人不可能是“游牧民族”?

驯养海东青

《大金国志》有“比屋连村,屯结而起”的记载,并记载有一一四五年起,创屯田军,屯田成为定制。屯田制度自古以来只适合于定居状态的国家实行,同时有“牛头税”一说:每一牛税包括三头耕牛,相配等的田地是四顷四亩。以上记载,说明屯田在当时已成为大金国的主要体制。在同一时期,女真人四处征伐,所过之处“尽掳国人”,将这些战俘带到后方,成为地主豪强的附属,大量掳挟战俘的目的显然也不是放牧而是耕田种地。

以上佐证,可以说,松嫩流域各族,自古就是农、猎、渔、牧并重,且以农渔为主,牧为辅,“游”是在上古原始社会时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并非东北的“生活特色”,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进入封建社会后,东北因其地理位置和地域特点决定了其间各族“牧”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仍非主要,定居现象更古已有之,“游牧”一词,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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