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的毛主席像会永远保留吗？1980年时，邓小平就已经给过答案

一、

1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准备访华，他向邓小平提出一个请求：一位叫做奥莉娅娜·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想要采访邓小平。

一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劝邓小平最好不要同意，因为这个女记者不同凡响，她的采访风格凌厉，咄咄逼人，常常搞得人下不来台，好几位外国的领导人都在她这里吃了大亏。

邓小平却没把这些传言放在心上，他一生历经沉浮，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他让有关部门放心安排采访的事情。

在采访邓小平时，法拉奇沿袭了以往凌厉而激进的风格，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非常尖锐：“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永远保留吗？”

之所以说法拉奇的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是因为她的提问其实大有深意。

为了方便理解，先简单说说这位女记者。

法拉奇喜欢在提问中设陷阱，让受访者不自觉的掉到坑里，成为她的猎物，她只要取得主动权，提问就会像连珠炮一样，每个都直击要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法拉奇独特的采访风格，和她桀骜不驯，自信张扬，喜欢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而她的这些性格，又源于她坎坷的成长经历和父亲的严苛教导。

1929年，法拉奇诞生于浪漫之城佛罗伦萨，她是家里的长女。

法拉奇的家庭充满自由主义的气息，父亲是反法西斯成员，母亲是遗孤，这就注定法拉奇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

法拉奇10岁出头的时候，二战席卷了整个世界，战火烧遍了欧洲。一般的父母都想方设法，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战争，但法拉奇的父母却正好相反，他们对女儿的要求异常的苛刻。

有一次佛罗伦萨遭到了盟军的轰炸，炸弹落在了法拉奇的不远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坏了法拉奇，她大哭起来。

法拉奇的父亲见状，不仅没有安慰女儿，还走过来给了她一耳光，神色冷峻地对着她说道：“不准哭，哪怕是女孩子，也不要哭！”

在其他父母给孩子买玩具玩耍时，法拉奇的父亲却在教她使用手榴弹，拿步枪射击，如何伪装自己躲过敌人的侦察。

法拉奇从十一二岁时，就开始参加父亲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她利用自己不易被察觉的孩子身份，传递情报，在组织开会时放风，为游击队运送物资。

在战争的磨砺下，法拉奇明白眼泪是没有用的，她很早就放弃了哭泣，她知道只有用双手、用行动，才能为自己争取来想要的结果。

“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

这是父亲在法拉奇年幼时对她说过的话，也是法拉奇的座右铭。

二战结束后，16岁的法拉奇进入一家报社工作，此时的她已经不再需要为生存发愁，也不用再担心战争，但她的性格已经铸成，不论是写作还是采访，她都把它们看作是战争，把对方看作是敌人。

而她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哪怕不择手段，打败敌人，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一点在法拉奇采访政坛名人时，没有丝毫的改变。

一般来说，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坛人物最不怕的就是女记者，因为她们大多性格温柔，提问含蓄，他们只需要摆出威严的架子，就能挫败对方的意图。

可是这个方法对法拉奇并不奏效，她和常规的女记者形象大相径庭，她总是身着男装，喜欢抽烟。

尽管法拉奇的身形消瘦，看上去弱不禁风，但每一个小看她的大人物，都会在她那里吃下大亏。

比如美国最著名的国务卿基辛格，他以老练持重而闻名，却在与法拉奇的交锋中一败涂地。在法拉奇追问下，基辛格不得不承认，美国发动越战是没有意义的。

即使如此，法拉奇还不满足，她连续抛出许多尖锐的问题，让基辛格应接不暇，疲于应对。结果说错话，惹怒了美国总统和民众。

事后基辛格称，自己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其实不止是基辛格一个人有这样的感慨，法拉奇还采访过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非洲之王”卡扎菲等人。

他们都是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惹怒了这些大人物的代价是巨大的，法拉奇曾因此数次遭受死亡的威胁。

但法拉奇始终坚持自己的采访风格，对这个从战争中长大的女人来说，哪怕是死亡，都不能阻止她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不论面对谁，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总是那样激进，她的每一个问题都异常的尖锐，而且布满陷阱。

那么，法拉奇问邓小平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目的的，同样在挖坑。

二、

这与毛主席像的非凡意义有关。

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像，对于新中国和人民来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始终深受人民爱戴的好主席，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人民群众想纪念毛主席的贡献，彰显他的伟大，但毛主席一向主张简朴节约，避免耗费民力和财力，因此大兴土木显然是不合适的。

经过中央领导的商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这样既避免了铺张，又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接到这一光荣任务的，是美术专家周令钊。

其实周令钊并非油画出身，不算专业对口，而且他当时只有三十岁，相比于那些老前辈，他在年龄方面稍显底蕴不足。

但是周令钊早在1949年4月的国共会谈上，有过出色的表现。他以七大会议上悬挂的那张毛主席照片为蓝本，画出了第一张毛主席像。

这张画像的背景是象征着革命的红色，画像上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显得和蔼可亲的同时，彰显出主席的自信。

周令钊的“首秀”大放异彩，他画的毛主席像受到了各界的广泛赞誉，都说他画得好。

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在选定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绘制人时，第一时间想到了周令钊。

周令钊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像一定是万众瞩目的。为了展现出主席最伟岸的一面，还要让人民群众都满意，周令钊殚精竭虑，思考以哪张照片为蓝本。

思来想去，周令钊认为，中华大地迎来解放，一片生机盎然，新中国即将成立，以伟人的性格和气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应该流露出充满自信和希望的笑容。

所以周令钊决定，还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时拍摄的，曾悬挂于七大会议上那张照片为蓝本，绘制毛主席的画像。

这是一项壮举，从一张小照片，放大成庞大的画像，比例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每个部分都要完美对应。

周令钊和自己的学生，也是后来的妻子陈若菊一起完成这项任务，每天天一亮，他们就爬到脚手架上，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周令钊他们带上干粮，饿了就垫一口，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下手上的画笔。

周令钊负责画毛主席的面部等关键部位，陈若菊则负责给毛主席军装部分上色。为做到按比例放大，两个人不时就要从脚手架上下来，拿着照片与画像进行对比。

两人一共忙碌了十几天，终于赶在9月30日，开国大典的前夕完成了画作。

不过在验收环节，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亲自来查看，发现画像上毛主席的衣领是敞开的。周令钊在上一次和谈时便是如此设计的，体现了主席的和蔼和包容，获得成功，这次便沿袭了衣领敞开的设计。

但是开国大典不同其他的活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庄重的一刻，基调应当保持严肃，所以聂荣臻指出，主席的衣领还是扣起来比较好。

周令钊连忙提笔修改，事实证明，修改之后的毛主席像确实增添了一分庄重，更适合开国大典的氛围。

改完衣领以后，工人们拉走画像，准备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周令钊长舒了一口气。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了。

三、

出现问题的是毛主席像下方的五个小字：为人民服务。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毛主席用行动践行的原则，写在画像本来没什么问题。

但麻烦的是，为了不挡住主席，这五个字写得很小，站在广场上往上看，不仅看不清字体，还影响画像的整洁。

但是画像已经挂在了城楼上，开国大典马上就要举行，周令钊赶忙从床上爬起来，连夜提着颜料桶和画笔，踩着脚手架一点点修改。

通过补上和军装一样的颜料，周令钊把五个小字抹掉，还保持了画像的完整度，没有任何瑕疵。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毛主席站在画像的正上方，以雄浑有力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头戴八角帽，和蔼可亲的笑容，自信而坚定的眼神，饱满的精神，这副由周令钊创作的毛主席像，成为全国人民永恒的记忆。

此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经历了数次更迭，画像上的毛主席形象也作了好几次修改，一共诞生出八版。

但是不论如何修改，毛主席像始终悬挂于天安门上，画像上承载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目光历经风雨，却依旧坚定有力，见证着新中国的历史变迁。

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天安门上的不仅仅是一副画像，它蕴含着一段伟大的革命历史，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和拥护。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新中国和人民，给人民带来解放和幸福，人民群众记得这份恩情。

正因为如此，不仅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百姓们在家中也挂着毛主席的照片或者是画像，在许多年间，毛主席像随处可见，深入人心，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各地的毛主席画像和照片都大大减少，毛主席的雕像也比之前少了很多。

这个变化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作为“世界第一女记者”，敏锐的法拉奇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其实法拉奇早就想采访新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她的愿望未能实现。

不过新中国改革开放给了法拉奇新的希望，她对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同样很感兴趣，仰慕已久，而意大利总统访华，则成为她来到中国的契机。

法拉奇的父亲过去致力于反法西斯，在战争结束后成为国家英雄，和总统佩尔蒂尼的关系很密切。法拉奇便利用父亲的关系，通过意大利总统牵线搭桥。

佩尔蒂尼担心法拉奇“名声在外”，中国大使馆不会同意她的采访请求，他亲自给法拉奇担保，称她是一位严肃客观的女记者。

其实佩尔蒂尼的担心是多余的，其他人或许会怕法拉奇的采访，邓小平却不会，正相反，他很期待法拉奇的采访，因为外界对新中国有很多误解，而法拉奇就是澄清这些误解的窗口。

就这样，法拉奇怀揣着紧张的情绪和满肚子的问题，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

四、

采访前，法拉奇提出想要独家报道，邓小平同意了，所以在法拉奇到来后，大厅里只剩下法拉奇、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还有一位翻译和记录员，总共五个人。

法拉奇喜欢在细节上占据主动权，她进入大厅后，镇定地在邓小平的对面坐下，并拿出录音机放在茶几上。

法拉奇开始打量这位中国的领导人，她发现邓小平的身材并不高大，但仿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举手投足间彰显着其沉稳的性格。

在面对这位世纪伟人时，法拉奇改变了以往开门见山的采访方式，她似乎是为了给邓小平留下一个好印象，先是说道：“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回答：“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

法拉奇称是自己读邓小平的传记知道的，她通过这句话，便一面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尊敬，一面体现出自己对邓小平很了解。

在亲切的寒暄中，采访已经开始了，两人的对话轻松诙谐，和法拉奇其他采访的开头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不过法拉奇还是那位“带刺的女记者”，在寒暄过后，她便提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毛主席像，今天却只看到一副，挂在故宫入口处。请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你们是否会永远保留下去？”

法拉奇看似问的只是毛主席的画像是否保留，但实际上她真正想问的，是中国的方向问题，是毛泽东在未来的中国将居于何种地位。

邓小平一听就知道法拉奇提问的意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

邓小平解释了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变化，他表示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这是不严肃的，也不能表达对毛主席的尊敬。

邓小平用坚定的语气说道：“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上，……，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法拉奇知道邓小平这番话的分量，她此前设想过无数种可能性，但邓小平的回答和坚定还是出乎她的意料。

法拉奇似乎是不死心，继续追问了好几个关于邓小平本人的刁钻问题，邓小平始终镇定自若，所有回答都有理有据，有理有节，让法拉奇不得不佩服。

采访结束后，邓小平幽默地说：“我的考试及格了吧？”

法拉奇佩服的五体投地，她连连说道：“精彩极了，精彩极了！”

不久以后，法拉奇将自己和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刊登在了国际报刊上，这份报道成为世界了解新中国的窗口。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用他的回答向全世界宣告，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国家不会忘记毛主席，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将永远保留，毛主席始终是中国人民爱戴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