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那么小气小心眼，为什么能当上皇帝

大家好，如果您还对朱元璋记小账是真的吗？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为什么朱元璋的北伐可以成功？的知识，包括朱元璋为何雄才大略？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从历史上看，每一位开国君主都有其开明的思想和个人特有魅力，他可以让部下对自心服口服，从而舍身忘死地跟随他保护他，为他成就一番大业。而一个心眼小，没有长远眼光的人，让人见而生厌的人，自已顾自己的人，是没有人跟随他的，即使跟随他了，时间也长不了，慢慢都会离去，他是干不了大事业的。朱元璋其实很有才能的人，要不怎么能当上黄帝呢。

朱元璋为何雄才大略

原因如下：

经过社会这间“学校”的历练薰陶，对朱元璋各方面的成长，帮助比较大，也说明了朱元璋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且学习、适应能力强。

这在当时大片地区在闹饥荒，大部分人饥不饱顿，很多人处于教化断层的情况下，朱元璋还能有心思自我提升，说明他是一个深思远虑，有毅力、想干一番大事的人。

朱元璋为什么能驾驭那么多人

朱元璋能够驾驭那么多人，主要是由于他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手段和措施，使得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信任。

首先，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秉承着仁政思想，对百姓实行了一系列的减税、减轻劳役等政策，使得百姓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朱元璋在组建军队时，采用了“生员募兵”和“三班制度”的办法，使得军队中充满了平民百姓，这些人对朱元璋充满了忠诚和感激之情。

再者，朱元璋在任用官员时，注重选拔人才，不分官阶、籍贯和出身，只重视能力和忠诚度，使得许多有才干的人士投效于他。

总之，朱元璋能够驾驭那么多人，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军事和人才选拔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明智举措，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备受尊敬和信任的领袖。

为什么朱元璋的北伐可以成功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 、桓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 、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 。萧衍北伐（505年） 、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

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 ‘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 ]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 [ 注：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晋穆帝永和七年 ]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了。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

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 《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 ]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战争指导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理形势缺乏整体的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河南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比较典型。这两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理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

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 [ 注： 《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朱元璋记小账是真的吗

朱元璋记小账是真的，朱元璋自从一个和尚参加郭子仪的军队，朱元璋为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极为聪明，拜郭子仪为义父，但是郭子仪后期怕他不听自己的儿子郭天舒的话，把朱元璋赶了出去，而且还没收了他的人马，朱元璋后来吧郭子仪的儿子全部害死，所以朱元璋为人心思很重，刘伯温看出了朱元璋的为人，屡次三番辞官，朱元璋都不允许，在封官时拿出了自己记的小纸条，让众将都不敢有异议，所以朱元璋记小账是真的。

朱元璋铁腕肃贪及其历史启示

有贪必肃，朱元璋由于早年生活贫苦，称帝后铁腕反腐，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由于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相互监督制衡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明朝的贪腐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单靠严刑峻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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