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过去了，为何夏代还没找到？考古发现对大禹治水构成质疑

夏代是继新石器时代收场以后，在中原大地上树立的第一个拥有世袭制非部落联盟式政权，寄意着国家雏形的出现。从考古文化类型上讲，夏代对应的夏文化（或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

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定，夏代的存续时间大体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先后。尔后，依据武王伐纣时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和甲骨文记载的历代商王世系逆推，也证实了公元前1600年先后，为夏商鼎革的时间点。

殷墟的发现，彻底颠覆了疑古派对商代存在的质疑，甲骨文记载的商王世系也与《史记》等传世文献所载并没有太大出入，商代的存在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商代早已找到，那么被它颠覆的夏代又在哪里呢？

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洛阳偃师调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在二里头村发现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但早于商文化的大型遗迹，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探索夏文化关键的“二里头文化”。

阅历61年的考古挖掘，二里头遗迹不但发现了宫殿建筑群、贵族专用的绿松石，在编号02VM3墓葬中还发现了意味权利的龙型器。二里头一期遗迹总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米，是同期伊洛平原最大的聚落中心。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的确具备都邑属性。

尔后，包含河南文物局在内的众多机构、学者，都将二里头遗迹认定为夏代中晚期都城—斟鄩。

但不容忽视的是，将二里头视作夏代都城，证据仍有不足。

首先是时间不对。碳十四测年表明，二里头遗迹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这就象征着二里头是兼跨夏商两个朝代的。就考古学而言，二里头一、二期文化落入夏纪年，而三、四期文化则进入了商纪年。

不过，二里头却并未发现显明的毁坏痕迹，乃至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进入商纪年的时期，二里头仍有新的建筑在营造，文化并未出现被叠压或中止，其实不像遭受过王朝更替。

这与陶寺遗迹和殷墟晚期发现的大范围暴力损坏截然不同，也与清华简《尹至》所记载的商汤克夏后，下令“一勿遗”，欲图赶尽杀绝的场景完整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至今都未发现王墓，不排除了它在夏朝只是普通城邑或陪都的可能，也不排除了它自身就是商文化的城邑（商文化出现时间早于商代树立）。

其次是与文献记载不符。《左传》《史记》所记载的夏墟在汾浍之间，也就是晋南一带。《史记索隐》曾云：“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墟”。

所谓“墟”，是朝代消亡前都城所在地，古本《竹书纪年》曾提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显然，二里头的年代上限没法追溯到太康时期。另外，甲骨文中屡屡提到的“西邑”一词已被清华简所证实为“西邑夏”（夏都），从方位上讲，安邑恰在偃师商城以西。

第三，与商汤灭夏线路不符。商汤伐桀的线路在《墨子》《吕氏年龄》《史记》中均有提及，商汤在潼关一带沿山地北上并度过黄河，自西向东出其不意偷袭夏都。夏商鼎革之战的鸣条所在地恰是在安邑西（《括舆志》：“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将二里头视作夏代晚期都城，仍有诸多疑点没法解决。退一步讲，即便二里头找到了夏都的确凿证据，但其所代表的仍然是夏晚期，夏代树立的痕迹，仍需通过考古寻觅。

夏代究竟在哪呢？

这还得从大禹治水说起。大禹治水是夏代树立的关键因素，恰是由于大洪水的存在，夏后氏才成为天下共主，公天下变家天下。

目前，关于上古时期的这次大洪水证据已经被考古所找到。中美联合研究小组在位于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左近找到了体量在110亿至160亿立方米的洪水遗址，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920年左右。

而据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公元前1900年先后的，黄河中下游聚落数量出现了断崖式降落，人口锐减、文化倒退，残余的城址中均发现了大量淤泥。

以上研究表明，上古时期的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但产生的时间节点并不是夏朝早期，而是产生在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转折时期，这一发现，显然对大禹治水构成了质疑。

这就致使大禹治水的传说变为两种可能：一是二里头昌盛于公元前1900年大洪水过后，夏人基于自然崇拜，将洪水退去的功勋算在了一百多年前的始祖大禹身上；二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存在毛病，夏代树立本来就在公元前1900年这场大洪水过后，固然，后一种可能性较小。

纵观整个黄河流域，大洪水过后，只有陕西的石峁和晋南的陶寺成为灾变中的异数，其在公元前1900年这场大洪水过后维持了昌盛，乃至南下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而陶寺和石峁的年代下限也都进入了夏纪年范畴。

可见，如果二里头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的话，那么夏代的肇始还得在陕西和晋南一带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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