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是不是存在？

一、疑古派与份子人类学缭绕夏的主要论争

夏是不是存在？

这是一个至今仍在讨论的命题，现人常将二里头遗迹认为是与夏都目前最类似的遗迹，如邹恒认为是二里头的一到四期，而许庆伟则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的一至四期，但因为至今仍无确证夏代存在的实品，没有犹如记载商汤的甲骨文同样记载夏代的载体或可识的文献，所以仍有很多一部人认为夏代多是不存在的。或将夏代的存在悬而未决，如二里头的挖掘队长许宏。

论争双方代表，一边是质疑夏存在合理性的疑古派，一边是应用先进科技简介承认夏存在的份子人类学。疑古派基于禹非耕稼国家之王;禹非夏王;“夏”源无解;“夏”无什物以证之;“夏”史断裂等缘由，认为夏实为后世儒生的伪作，中国的朝代历史始于商代，实际并没有夏代;而份子人类学则基于Y-DNA遗传和单倍型O，发现在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所对应的时代，推论三皇五帝存在的合理可能，加上汉族源于华夏，份子人类学间接地承认夏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古史记载的三皇五帝成了可能，那么古史记载的顺延着三皇五帝以后的夏代也存在了合理的可能，毕竟那个朝代有人，有阶级相对于分化的人;既然汉族源于泱泱华夏成了可能，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强了夏存在的合理可能性。

关于夏代是不是存在的论争，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至今仍是一个持续不断论争下悬而未决的命题。

夏禹王立像

二、重建夏朝的信史——考古学确当代使命

正如孙庆伟先生所言：“古史重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话题，并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以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来重建中国古史者，既有缔造考古史语正统的傅斯年和李济，也有首创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徐旭生和苏秉琦，他们皆在考古与重建之路尽己所能迟缓前行。

（一）树立科学的东方考古正统

树立科学的东方考古正统，是重建中国古史的基础一步。因不满于当时“教皇政治、方土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同时受西方科技的不断影响，傅斯年提出应“用科学的办法来研究中国学问”，他创立史语所，主意“史学即是史料学”，他定出土材料和明清内阁档案为“直接史料”，传世文献为“间接史料”，用一种二分法将史料分为直接和间接，主意通过科学的办法，两种史料的相辅相成来重建中国的正统史学。根据殷墟的挖掘，傅斯年将可古史建构到了殷商时代，而通过对殷墟的大量发掘，史语所的李济也毕其生之所学整顿出《中国上古史》。

以“新获知识”和“经典遗文”来整顿古史，“扩充办法，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顿”，由此所创立的史语所使命，加之李济的《中国上古史》，共同构成了初步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正统，成为考古学家重建古史的基础性一步。

夏王启

（二）见人见物

除了了傅斯年和李济，徐旭生和苏秉琦则进一步树立起了考古之“物”加文献传说才可“见人”的重建方式。

初期徐旭生为了尽量地減少异军崛起的疑古派对中国古史的影响，通过对古史传说材料的通盘整顿，产下《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是巩固国人对古史的信念，二是寻觅正确的古史研究办法。徐旭生曾说文献是“故事研究中最严整的材料”;传说是既口耳相传后，多少有些失真的“最麻烦、最头痛的问题”，但“对于古史的研究自有其重要地位，不可随意扼杀”;而遗物作为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可“大量的充实其内容，矫正其史籍记载的毛病”。

因而，在徐旭生和苏秉琦看来，不管是史料文献、传说、和历史遗物皆有其局限的地方，但对于古史的研究和建构皆有参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惟有将三种史料整合起来，才能相对于科学而完全地重建一定的历史。

这也是他们所推崇的“见人”思想，“单凭考古材料，只能‘见物，只有结合文献和传说材料，才能‘见人，建设其真正有鲜活的历史。”

初期疑古派就是从文献的角度几近完整否定了夏代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了考古学，使当时的考古学逐步转向唯什物释古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恰是基于考古学逐步基于出土文物，而再也不相信文献和传说，徐旭生和苏秉琦才从新再次确证“文献+史料+遗物”的考古研究办法，“用科学的办法整顿出现先殷古史的老材料，其可靠性，比之传统的神话，自然大的多了。”

夏桀

三、结语

疑古派和份子人类学缭绕“夏是不是存在”的跨时空、跨视角所构成的论争，对夏存在合理性的讨论增加理论根据和研究视角，一定程度上亦加剧学者们从“疑古”到“释古”的历史使命感。重建古史任重而道远，面对不同时期对夏朝信史发出的不同挑战，考古学家基于树立科学的东方考古正统;“文献+传说+遗物”方可见人见物的科学考古之法，逐步从不同程度对夏朝信史甚至古史的重建提出了自己的合理构想和付诸合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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