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何以耐人寻味

《红楼梦》中“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的对立，包含后来宝玉并不是自愿地迎娶宝钗，黛玉在潇湘馆孤傲死去,这样的情节设计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及社会心义，曾激起过学者的持久讨论，是一百年前现代意义的“红学”确立后，始终争论的话题之一。

不过，当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要从阴阳二元对峙和四时五行的循环理论来阐发其意义，认为宝玉属土，黛玉属木，宝钗属金，以土金相生，金木相克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走向，并将基于阴阳五行原理而概括出的“二元互补”与“多项周旋”观点贯穿到《红楼梦》全书，认为形成小说的基本模式，还是使人大大诧异的。

是的，这是浦安迪成名作《<红楼梦>的原型与寄意》中的主要观点，出版于40年前，当时钱锺书就认为是一本“在国外影响很大”的专著。于是，随着最近几年海外汉学在国内的持续升温，这本名著也终于在近日被翻译成汉语出版。

浦安迪认为《红楼梦》寻求的是一种愿望平衡，这一理解大大贬低了作品的价值

用阴阳五行原理来评析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情节，清朝评点家张新之等就尝试过，只是浦安迪依靠了西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神话原型批判，将这类原理运用进一步系统化，落实到了《红楼梦》“原型与寄意”两方面。“原型”指集体无心识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寄意”指作家个人的创作用意。

尽管这是他的早年观点，但不管在他后出的学术代表作《明朝小说四大奇书》中，还是后来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中国叙事学》系列讲演，都坚持了这一观点。在《明朝小说四大奇书》中，他认为作家对五行观的运用在《金瓶梅》中只是初露端倪，到《红楼梦》则成为表述意义的首要框架。

不过,当我细读了这本名著，对浦安迪解释分析《红楼梦》所提出的五行“多项周旋”和“二元互补”观，在信服其玄思妙想的同时，总感到有很大缺憾。

作者曾在《中国叙事学》中提问：有关《红楼梦》的阴阳五行结构那种暗示性利用，是不是提高了对人生本色的理性认识？他似乎给出了确定回答，而我的结论却偏偏相反。退一步说，即使这类结构用之《红楼梦》人物关系是新奇有趣的，其设计自身也是不严谨、不精巧的。由于当他让贾宝玉属土、居中间位置时，就不应当提出让王熙凤与宝黛、湘云等处于四处的平等位置。一般认为，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青年女性是因与贾宝玉的亲疏关系而排列，除了开同胞姐妹外，最接近贾宝玉的有黛玉、宝钗、湘云和妙玉四人，王熙凤的位置则相对于较远，其重要性不是由于贾宝玉，而是在贾府的日常活动中显示出来的。在阐述中忽视贾府家族地位的存在，致使其借阴阳五行设计人物关系以及对大观园阐述，都存有很大的局限。

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当咱们用五行的物资性来规定人物、解释人物的品性以及彼此关系时，哪怕确切拥有一定的概括提炼功能，咱们还是需要把人物置于具体的语境中，从而对这类关系的理解丰厚起来、繁杂起来。或者说，即便其对人物有部份的解释功能，充其量也只能充当分析的动身点而不是结论。

至于浦安迪提炼出诸多二元互补概念，其实都是对小说停留在表面或者局部现象的归纳。即以他不止一次举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为例，这当然是从刘姥姥醉酒放纵的俗闹向妙玉静修和品茗雅静的场景转移，是从使人兴奋的环境中进入一个僻静角落。如果说这里确切有一种动静二元互补式交替，这样的概括，还是流于表面的。真实的问题是，当粗鄙的刘姥姥进入贾府后，她虽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审丑”的热烈趣味，但其对静雅的搪突，包含在宝玉卧榻酣睡，还是使人为难的。来自不同阶层的冲突带来的不赞成趣，才是更耐人寻味的。

《红楼梦》是以大旨谈情体现出其文化史的意义的，但怎么评价这类“情”，浦安迪仍是以二元互补性结构对其价值进行定位的。

浦安迪提出，分析大观园的人物人生观，需要以更开阔的文化视线来放置“情”的位置。这样的观点，十分正确。不过，当他引入传统的“性”“理”概念来平衡“情”，以为这就是《红楼梦》寻求的一种愿望平衡时，其实还是把作品的价值大大贬低了。由于愿望的平衡用之于薛宝钗等部份人身上，或许还说得通，但曹雪芹偏偏是通过贾宝玉心仪于愿望不平衡的林黛玉等，才把“情”超出于传统文化的气力大大张扬起来，并以这类张扬，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末清初产生的重大裂变，一种历史文化的质的奔腾。

作为一部海外汉学名著，也许它偏偏反应了海外汉学界的共同局限

《<红楼梦>的原型与寄意》是海外的红学名著，也是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有所谓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在比较中既发现人类心智的普遍性，也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应当是比较研究的题中之义。作者将西方叙事文学的名著与中国的《红楼梦》等文学名著进行比较时，当然强调了《红楼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种种特色，但基本结论，却是之外部的差异而不是内部的差异来发现《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特性的。也就是说，在浦安迪这里，《红楼梦》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著作，是以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总体，和西方文化体现出差异的，而《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特殊性，本身的文化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弯曲变化，反而被遮蔽了。

浦安迪这部名著发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其时，海外汉学界正悄悄产生着变化，一方面，曾被黑格尔巨大暗影笼罩的关于“中国文化无历史”，即“历史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所以没法从本身的传统延伸到现代”的观点仍然有一定市场，比如美国史学界有关中国的“回应西方说”“传统和现代”二分说、以及日本思想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论”“挫折论”还在流行；然而，另外一方面，力图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的进程、发现各阶段特殊性以及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步伐，已经成为学术界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犹如美国的柯文一本论著书名显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日本沟口雄三的名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弯曲与开展》，还有可以跟海外汉学界从新认识中国相呼应的赛义德名著《东方主义》，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表了。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看，当浦安迪体系化地构建起有关《红楼梦》的二元互补和五行多项循环理论，认为这一自我循环原理，足以代表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礼仪空间的静态的、非叙事性特色，似乎《红楼梦》的集大成性，其实不在于文化的立异，而偏偏在于传统的汇总，由于不管最古老的神话原型还是上古下列的儒家经典，都能在《红楼梦》中找到它的循环式复现。结果是，虽然他给了《红楼梦》无穷赞扬，并在文本的深刻研读上提供了一些启迪性观点，但就本色论，论著还是在“中国文化无历史”论的暗影中徘徊，或者说，这是以无心识方式体现了西方中心观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精巧化改造，尽管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作者成心要解脱西方中心观而出现的不适症。仅仅从这一点上说，这本名著也是值得翻译和深刻研读的。

平心而论，浦安迪是一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明清小说的西方学者，其对文本的反复精读中，确切涌现了很多玄思妙想。我撰写有关《金瓶梅》论著时，曾从他的《明朝小说的四大奇书》中得到过很多启迪，目前他正致力将《红楼梦》移译成希伯来文的工作。这也是他酷爱中国文化的一种明证，但愿这类酷爱是树立在客观而又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特质的基础上的。

以上就是简知网（www.jianzixun.com）关于“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何以耐人寻味”的详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