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黄宗智：如何找到属于中国的问题意识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作者：黄宗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归谬”而后“开新”

黄宗智先生是历史社会学的大家，因在明清农村社会、法律惯习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而享誉海内外，放眼近百年的学术史，能与之比肩者几希。近年来，他的视角后移到近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研究，陆续出版了不少著作，并不断完善自己以实践为主的方法论设想，即希望“强调依据实际运作，而后借助与各大流派的不同理论的对话，来建构新颖的‘中层’ ，交恶后的“两个拳头打人”时期（50年代末—60年代末），中美接触后的“一条线，一大片”（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以及新时代后的“独立自主”时期，中与西矛盾始终没有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主要矛盾。比如在“一边倒”时期，毛泽东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精确把握，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论。这一理论是在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时提出的，其中的“东风”并非仅指，或者说主要指“中国”等传统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国家，更多是指苏联、东欧等主要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对概念的巧妙融合，既反映出理论的创新，也折射出现实的处境。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更多是由美苏对立决定的，而与“中西对立”的概念无关。

那么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范围中究竟处于何种的地位？客观来看，在当时所有东方国家的区域研究中，占据主流的大概是印度、日本等，而非中国。这一点体现在从业人数上更明显，除去哈佛中国学社，以及加州、华盛顿等学术据点外，专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数量，远逊于印度、日本等区域。典型如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大学者傅高义，在美国学界也被视为“中国先生”，但他早期研究如博士论文是关于日本的，并曾在当地从事近两年的田野调查。（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序言）

身处当今中国的人们，从不断崛起的国际地位出发，或许越来越难意识到，曾经的自己并非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若是再叠加上辉煌古代在现实中的记忆投影，会更加深这种错觉。若要破除这种错觉，很简单一个差异就是想到，曾在历史上以居天下之“中”的地理概念而自豪的我们，为何会近现代里转用“东”的位格作为自身标签，也能一叶知秋。

之所以要宕开一笔，讨论要打破“中”“西”对立的错觉，跟此前黄宗智先生跟《文史哲》编辑部的公案有关。《文史哲》在2023年第2期刊出黄宗智先生的一篇学述《消解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悖反》，尔后黄宗智先生在“实践历史与社科研究”的

虽然黄宗智先生的原文中，有不少出现类似于“中西对立”的用法，但从前文提到周黎安总结的第四点，即“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来看，显然是不符合黄宗智先生心中所想。可以说，黄宗智先生的研究仍以调和理论为主，而非一味强调西方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甚至完全否定西方理论。而这样的态度，也应该回到所谓中西对立的历史环境中来看。

未尽的疑问

无论是创造性地建构“第三领域”，还是凝聚学界共识的“行政发包制”理论，都是本书的重要支撑。但是本书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强调，限制了自己在论述上的完整性。与黄宗智先生的经典研究相比，似乎少了些系统性思辨与创造性解释。对于阐释的过度重视，就会忽略掉某些在表象之外的问题，比如行政发包者是如何形成的？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该如何应对？

以前几年造成较大社会问题的猪肉问题为例。其起源是自2018年开始，为配合环保政策的推行，各地推出了“对农村四类养殖活动的限制”。这是利用半正式领域，来完成整体目标的典型案例。从市场角度来看无伤大雅的，因为当时正在遭遇2016—2018年的猪肉下行周期，猪肉价格跌到了近十年来的新低。然而，当年的夏秋之交，意外遭遇到“非洲猪瘟”来袭，加上其他因素，直接导致生猪价格一路上涨，到2019年11月时涨幅已超262%，而能繁母猪存栏从2018年8月的3145万头迅速降至2019年8月的1968万头。造成这一困难的，或许还包含当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因素在内，比如美方在7月6日公布第一批出口货物制裁后，中国随后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实际上，2018年是美国畜牧产品大丰收的年份，若能适时扩大进口，或许能部分缓解市场供需。但是根据当年度商务部公布的对美反制清单来看，以税则号列从02031110至02032900的生鲜猪肉、02091000至02101900的其他猪肉制品，都被列在其中，使得这条价格调剂路线化为泡影。

这些决策的形成有其合理的自身逻辑，在执行过程中，却不得不受到国际风险和意外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当然，最新提出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确可以从市场方面补足现有漏洞，规避更多风险和意外的可能。但是这也暴露出，在“发包”执行过程中，第三领域在权力责任归属上的模糊，未必能更好增加制度的及时调整能力。

除去决策未作即时调整外，还可以就更深的问题来做讨论，比如当决策频繁变动时，行政发包制又该如何反应？比如，前文提到过的“需求侧”改革，正式提出的时间是2022年末，但其实最早提出是在2020年12月，到该年底的经济会议中，这一政策导向被逐渐弱化为“需求侧管理”，到2021年的4月时被细化为“促进需求加快恢复”，到7月的会议时几乎不再出现“需求”相关的政策。从注重供给侧，到需求、供给并重，再到重回“供给侧”，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显然是因应从2020年到2021年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作出的调整，这样在短时间内的大转身，对于政策理解与基层动员也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就像书中提到部分地方政府的怠惰现象，同时在整体层面，也会出现诸如“强势方设定与社会需求相悖的目标、过分依赖个人逐利机制，以及脱离实际的形式化监督管理等反面现象”。但只有保持高度的社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依旧是未来可期。如作者所言，“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在第三领域的良性携手，能够释放出极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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