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检察:论犯罪产生的原因

犯罪原因是对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的诠释和探究,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对于犯罪原因思想的研究,中西方学派的研究也是百花齐放,说法不一。出于历史原因,西方犯罪思想学派要比中国犯罪思想学说出现早得多,而且

犯罪原因是对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的诠释和探究,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对于犯罪原因思想的研究,中西方学派的研究也是百花齐放,说法不一。出于历史原因,西方犯罪思想学派要比中国犯罪思想学说出现早得多,而且较为独立。西方社会在基督文明的教化下,“人性本恶”,“人来到世界上即是赎罪的”,“人心向善是共同的追求”,……道德是西方文化的题中之义,因此西方犯罪学家更强调从犯罪生物学理论和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道德之于犯罪的影响。

我国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人之初,性本善”教育我们: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遵守道德是人的内在需要。人之所以犯罪的道德原因在于道德后天继受的失败和道德外在感化作用的无效。对比中西方思想,我们在研究现阶级课题时,也要善于总结借鉴前人之路,以寻找自己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理论渊源。

一、西方传统犯罪原因理论

西方的犯罪原因思想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到古希腊,比如柏拉图等很早就在其著作中论及到犯罪原因的问题。柏拉图将犯罪分为“自愿的干错事和非自愿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叫“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犯错”。后来刑事古典学派、刑事近代学派以及现代犯罪学派都从法学思想的角度对犯罪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总得来说,可以把西方犯罪原因思想分为四个时期:前科学时期、刑事古典学派时期、刑事实证学派时期和现代学派时期。如今,犯罪社会学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犯罪学研究的主流,主要理论包括:社会化过程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冲突理论

二、中国传统犯罪原因理论

我国传统犯罪原因思想理论的研究较西方发展缓慢,虽然我国古代社会刑法较为发达,但犯罪原因思想却错综杂乱,而且大都夹杂在一些其它类别的著作当中,没有形成具体的学派之争,只能算是学说罢了。因此,笔者从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取一些观点来叙述:《周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刑事古典学派的思辨方法同出一辙。在犯罪原因的剖析上,《周易》不仅从社会的、政治的角度解释其深层原因,而且从人类学,心理学角度提示了其直接原因。例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就是说犯罪产生的社会条件,它还认为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利”和“情”,即所谓“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当代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基础而发展的犯罪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主要从阶级属性和法学属性出发阐述犯罪原因,它注重阶级分析的方法,代表性的学说是“阶级原因论”,这一观点认为“犯罪是孤独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因为国家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必然压迫其他阶级,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把那些反抗统治关系最明显最极端的行为称作犯罪。”

从东西方的犯罪原因认识和发展上来看,历史文化背影的不同衍生出的法学思想也各有迥异。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犯罪学家们对犯罪原因这个古老的论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且形成了犯罪学领域中最为复杂的理论群,因而犯罪原因的研究是犯罪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犯罪学的产生就是以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为开端的,但是各国的犯罪学家们对犯罪原因始终存着着分歧:“菲利把犯罪原因分为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即犯罪原因三元论。而李斯特将犯罪行为归结为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造成的,即原因二元论。同时,菲利和李斯特又根据各自的犯罪原因理论提了相应的犯罪控制和社会对策论。”由此可见,犯罪学家们都是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的犯罪学和社会学方法相结合去研究犯罪原因的。

三、犯罪产生的原因

犯罪究其本质,乃是对合法利益和表现为法律秩序的利益格局的侵犯和动摇。因此,法与国家在逻辑上是优位于犯罪的,而且是通过利益这一范畴将法或国家与犯罪两者相结合。

一是经济发展的负效应刺激了犯罪的产生和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调整,在逐步实施程中,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而普遍感觉到的外在的明显变化。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加剧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迫切感。如果这种社会矛盾量化到个体时,这种矛盾就不再称为矛盾,变成了人们内心的“失落”和“妒忌”。消费的攀比,所引发的心理震荡作为“中介”因素,使经济生活的变革成为暴力犯罪增多的原发性动因。城市中的人们看到身边儿时的伙伴、同学、邻居在改革开放搞活中“一夜暴富”,心理冲突加剧,萌生一种“被剥夺感”;农村的进城打工人员,置身于都市的现代消费群体中,陌生的城市和长久的贫困生活导致心态不健康,心理挫折则可能转化为暴力谋财的攻击性行为。由于城乡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间的贫富悬殊加大,特别是近年来城市生活水平相对发展较快,当外来打工人员从较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之后,面对社会财富的多元化分配,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以及城市本体的排外性,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失衡。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法制意识淡薄,外来打工人员对于自身权利的保护、救济的意识很微弱,能力又不足,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不知道或排斥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是采用私了的方式解决,从而使简单事情复杂化。经济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量的失业待业群体,这一群体心理普遍产生有一种“被离弃”感和自卑感,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冲突,成为犯罪的催化剂。大量的暴力犯罪,在犯罪动机中一般都存在一种狭隘的不平等心理。

二是社会政策的滞后与空白。社会政策对于协调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安全,促进社会整体化发展,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制变革的实质、是利益结构调整,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体制变革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基本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因此,它必然涉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获得。

(三)跨国犯罪现象日益猖獗。跨境、跨国犯罪已经遍及世界每个角落,涉及范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人权、种族等方方面面,犯罪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诸如政治谋杀、爆炸、劫持人质、走私文物、金融诈骗等等。跨境、跨国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2000年4月15日,第10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高级别会议,特别通过了提交联合国千年大会审议的《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强调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加强刑事司法系统方面的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在这次高级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司法部长高昌礼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为有效打击和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饱受跨国犯罪之苦。从大规模走私、贩私、贩卖毒品到侵吞国有或集体所有财产后潜逃等种种形式的跨国犯罪,每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研究打击和预防中国现阶段的跨境跨国犯罪已刻不容缓。

(山阳县人民检察院 毛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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