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信大家都背诵过《桃花源记》，在“桃花源”这一诗意的虚幻世界中，陶渊明寄寓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畅想与向往。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和之后，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描摹与思考从未停止。
不存在的“理想之地”
在东方，我们所熟知的“万世师表”孔子，生活在春秋那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时代，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周游列国，正是为了通过“仁政”达致“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而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人们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公正智慧的“哲人王”将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
千年之后，英国作家莫尔在书中虚构了一个富庶、自由、博爱的小岛，名为“乌托邦”，这个词包含了“不存在之地”和“理想之地”两重意义。于是，古今中外所有对于完美社会的设想，都被赋予“乌托邦”这一总称。这些社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社会物质充裕、自给自足、制度严明，人人丰衣足食、各司其职、关系亲密。
那么，如何治理才能使这样的盛景成为现实呢?乌托邦创造者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实行统一的生活时间表、设计严格的分工和等级制度，以及依靠科学技术对人民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显然，在他们眼中，一个社会的福祉建立在完善的规划和严密的秩序之上。
这样的意图与功利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 “趋乐避苦”是人类的行动准则，而且幸福和痛苦是可以被量化的。因而，边沁将好的社会定义为一个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
但是，这种理性计算和规划的思维，真的能够让人们抵达乌托邦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20世纪，英国作家赫胥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定的。他对乌托邦蓝图的忧虑和质疑，渗透在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字里行间，显露出璀璨愿景下阴暗的一面。
极端理性与极端残酷
《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26世纪，看似与乌托邦别无二致，甚至更完美一在这里，社会安定，科技发达，生活无忧，只有无尽的欢乐而没有分毫的痛苦。然而，这样纯净无瑕的世界，实际上却是以抹杀个性与自由为代价创造的。“新世界”中的人在出生前就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管理人员通过形形色色的科学方法对他们进行名为教育实为洗脑的控制，使他们安于本分，对被分配的任何工作都感到满足。但这样精确的
“出厂设置”还不是全部，在“新世界”，国家还会免费发放致幻剂，若感到不快乐，只需服下一克，便能瞬间免去所有烦忧，品味如临仙境的欢欣，因而也就无从产生反叛的念想。
这是一个极端理性的社会，这里没有矛盾和纷争，只有安定与富足。这也是一个极端残酷的社会，这里没有文学和艺术，所有人的命运都已经被统治者所决定，沦为头脑空空的行尸走肉。
这样与理想背道而驰、极度残酷的假想社会，被称为“反乌托邦”。反乌托邦文学警示我们，乌托邦那看似秩序井然的宏观设计，其实也往往意味着过度的控制，极易陷入忽视人性复杂幽微之处的窠臼，从而导向一种冰冷压抑乃至绝望暴虐的社会图景。
那么，对乌托邦的憧憬难道注定只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吗?其实不然。王尔德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最初便脱胎于乌托邦的蓝图，进而一步步从空想照进现实。乌托邦的观念，为人类拓展了想象制度新可能的版图，也为人类不懈追求社会进步增添了持久的动力。清醒的认知与辩证的思维，才是看待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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