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城市群“动起来” 书记省长密集互访谋划这件事!

多地党政“一把手”密集互访背后发于2023.4.10总第10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3月中旬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城市群出现“互访热”。多地党政代表团到周边省市考察学习,并且均由党政“一

多地党政“一把手”密集互访暗地里

发于2023.4.10总第10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3月中旬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城市群出现“互访热”。多地党政代表团到周边省市考察学习,并且均由党政“一把手”带队。

在京津冀,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3月17日至18日分赴天津和河北考察,河北省党政代表团在3月22日到天津考察。

在长三角,上海市党政代表团于3月16日至18日前后赴江苏、安徽、浙江学习考察,江苏省党政代表团随后于3月20日至23日前往上海、浙江、安徽学习考察。

在粤港澳,广东成为广西和贵州考察学习的共同目的地。广西、贵州党政代表团分别于3月17日至18日和3月23日至25日前往广东省。此外,广西党政代表团还于3月18日至19日赴海南考察交换,贵州党政代表团则于3月26日至27日前往广西考察交换。

正如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在学习考察总结交换会上所说,“大家带着学习的态度和比较的视角,都有‘不看不知道’的震动、‘还可以这样’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试验室主任刘治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城市群是中国经济的三个大引擎,对北方地区、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地区有很大的经济带动作用,要下好全国经济这一盘棋,首先要把这三个城市群作为车、马、炮摆上棋盘,“这一轮互访,是中央给予它们的任务使命,通过区域合作、产业互补,起好步、带好头,在政府换届之年实现开门红”。

三大城市群内互访

处所党政领导干部到其他省市考察学习其实不是新现象,近年已经是愈来愈频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曾在2019年发表《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一文,通过对近30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之处党政代表团在5年间赴其他地区考察学习的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愈来愈显明,集中表现为考察学习的次数逐年递增。

他告知《中国新闻周刊》,党政代表团赴其他地区考察学习是一种较有特点的政策学习,由于党政主要领导亲身介入对接,政策学习的效果更为显明。

不过,相比往年的考察学习,这一轮互访更加特殊。今年是换届之年,带领处所党政代表团互访的几近均为新上任的党政“一把手”。另外,据马亮此前的调查,处所政府考察学习的密集期一般为5月~8月,由于夏季处所政府的灵便时间相对于富余。但这次,各地党政代表团都是在全国两会收场以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启考察学习。

马亮认为,这是由于今年是疫情放开后抓紧发展经济的关键之年,“所以各地都铆足了劲希望大干一场,也自然会催生时不我待的互访需求”。

这一轮互访还有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大背景。随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调查研究成为各地部署工作的高频词。在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召开的总结交换会上,信长星就表示,各地各部门要“大兴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既要当真学人之优也要切实扬己之长,既要扎实补短补弱也要努力变弱为强。

此外,这一批党政代表团互访相较以往,还有个光鲜的特色,即就近原则和区域一体化特征,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内部省份互访。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这三个城市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关键。刘治彦指出,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且能辐射东北和西北;长三角是长江流域的龙头,对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有一定的示范和拉动效应;而粤港澳对周边的福建、广西、海南、贵州等省份都有拉动作用。

因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各地党政“一把手”新上任以后,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区域重大战略,需要相互熟识,当面沟通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思路。

此外,新的环境与条件也在促使中国调整区域调和发展战略,需要党政“一把手”进行更多的沟通调和。

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冲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贡献率降落,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显著减少。中国人民大学利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告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国内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散布特色抉择了内需潜力还很大,推进区域调和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刘治彦也提出,省与省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仍有很大的潜力,相邻省份可以构成产业链的互补、立异链的互补,构成协力,通过区域调和发展释放出1+1gt;2的效应。

科技立异成重要主题

从京津冀、长三角再到粤港澳,虽然各地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学习目的地存在差异,但也有显明的共性,“从考察主题来看,暗地里都是经济驱动,致力于通过跨地区合作来推动经济增长。”马亮说。

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一文中,马亮曾指出,城市之间考察学习的内容占比最高的是经济发展,比例高达71.5%。这一特征直到现在仍十分凸起。

马亮补充说,和过去相比,这一轮党政代表团互访考察主题更为聚焦和精细化,而不是大而化之,体现出考察的针对性和靶向性更强。具体来看,在经济发展这一考察学习内容中,“科技立异”成为所有党政代表团都极其注重的考察主题,大量考察行程与其紧密相关。

陈耀表示,立异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互访来加强立异资源要素的流通,推进立异主体之间的合作,对于各地的立异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途径。

3月18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天津考察时,专门前往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其是京津构建协同立异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累计注册企业突破4000家。据报导,北京市代表团走进协同立异展现中心了解园区发展历程,观察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立异成果展现。

在随后的北京市·天津市工作交换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指出,要把北京的科技立异优势和天津的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共建京津冀国家技术立异中心,晋升科技立异增长引擎能力。

长三角的党政代表团在考察学习中,有更多与科技立异相关的行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党政代表团考察之处或对他们极具吸引力,或是由于党政代表团所在省存在该方面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安徽合肥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具有优势,中科院合肥物资科学研究院在等离子体物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诸多重大科研成果,因而成为上海和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考察目的地。上海近几年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就专门前往上海大数据中心学习。浙江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周边省份在产业链上构成互补,科技企业申昊科技公司和紫光恒越公司也在这次成为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对象。

一个成心思的现象是,多地党政代表团在考察学习与科技立异相关的内容时,都直奔企业一线,马亮认为这体现出处所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关注。

在贵州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学习中,企业就拥有很强的存在感。3月23日至25日访粤期间,贵州党政代表团前往腾讯、华为等企业,就深化合作与他们分别进行了交换。党政“一把手”向两家企业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两家企业加大在黔投资力度,加快在黔项目建设。

另外,贵州代表团访粤期间,2023粤黔产业协作大会在深圳举办,现场签约产业投资项目23个,涵盖基础材料、现代能源、大数据电子信息、酱香白酒、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材料等产业,促成一批产业项目落户贵州,签约总金额达到493.1亿元。

陈耀指出,除了了学习经验,处所党政代表团互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招商引资,尤其瞄准产业链的链主企业。贵州省投资增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一年来,贵州全省前后引进广东省项目1590个,商定投资总额约3000亿元。依据贵州省投资增进局的数据,2022年贵州全省41%的合同金额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调和发展怎么更进一步

从多地党政代表团的互访行程不难看出,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推进区域调和发展已然成为处所政府的重要任务。从当下来看,区域调和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刘治彦指出,在于产业链的整合。

这三大城市群产业链整合的程度各不相同。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京津冀地区产业链整合速度较为迟缓,产业链整合程度还不够。刘治彦认为,北京对周边地区带动有限,天津和河北之间产业关联度较低。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大数据分析处处长杨道玲在今年3月发表《基于大数据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指数研究》一文,他对京津冀地区2015~2020年的产业协同发展指数进行了逐年计算与分析后得出结论,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整体稳步晋升,基本达成为了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计划纲领》中对区域发展的地位,然而在2017年先后,出现了产业协同发展的下滑趋势。

在刘治彦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支持政策、营商环境、公共服务需要相匹配,然后才是产业一体化,最后实现总体的一体化。

从这次互访行程来看,京津冀地区正加快推进这几方面的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党政代表团互访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三座城市相互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定或战略合作协定。以京津两城共同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框架协定》为例,协定指出,双方将健全协同机制,共同推动立异链产业链供应链融会发展,缭绕功能承接平台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自贸实验区立异联动、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同享等方面,拓展合作广度深度,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从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来看,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天津专门前往观察海河综合治理改造工程,这也是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过去几年到天津考察学习时屡次光顾的重点。此外,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河北期间前往白洋淀实地观察生态环境治理和维护工作,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强调,要加快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功能,深化区域流域协同治理,兼顾城水林田淀系统治理,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坚决当好首都生态安全屏障。

随着京津冀党政代表团互访,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正得到推动。日前,北京市医保局、天津市医保局、河北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展开京津冀区域内就医视同备案工作的通知》,自4月1日起,京津冀各兼顾区参保人员在三地区域内所有定点医药机构住院、普通门诊就医、购药,不必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横向对照来看,长三角的产业链整合程度较高。

张可云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合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处所政府主导,第二阶段是企业主导。长三角地区在1992年已经过处所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转向企业主导的区域合作,一体化程度较高。

不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有需要攻坚的困难。张可云说,在发展水平类似的情况下,长三角城市怎么战胜处所利益,不搞小圈子,防止恶性竞争,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长三角各城市都在发力光伏产业,竞争剧烈,因而出现了产能多余问题”。

刘治彦也指出,长三角区域行政壁垒情况仍较凸起,具体表现为区域差异壁垒和行政管理壁垒,前者主要由于行政区块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后者则是由于空间层面上的行政划分,处所维护主义依然存在。

刘治彦建议,长三角区域应整合现有各大都市圈,构建沪宁两大经济圈,其中上海经济圈应统领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南京经济圈则统领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两大经济圈内部应加速推动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立异资源、产业协作和生态环境共治等方面一体化。

在粤港澳,近几年,粤黔和粤桂在东西部协作方面已经获得较大进展。

从广东与贵州的合作来看,大数据、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惹人注视。张可云说,贵州的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都拥有显明优势,且地质、气候等条件适宜建设数据中心。近几年包含腾讯云在内的企业陆续把数据中心布局在贵州,成为“东数西算”工程的典型,有效增进了东西部协同联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贵州能够与广东构成产业互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

陈耀也认为,贵州已经“找到了一条好的发展路径”。不过,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大量人材,而贵州作为欠发达省份,在引进人材方面还不拥有很强的吸引力,因而还需要推出更多吸惹人才的政策,推动产业壮大。

广西的产业基础则比较薄弱,优势项目不多。陈耀认为,广西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生产制造环节,例如面向东盟市场的电子加工组装和芯片封装测试企业,发展新兴产业。

数位专家都指出,当前,各城市群的党政代表团互访,必定会将区域内的省际合作推向新高潮,不过也会有省内部的各自考量。接下来,仍需中央统一计划和兼顾引导,才能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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