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情花，镇疫草｜沈胜衣

庚子新年以来，“太平草木”开春：读一点北宋“太平三书”（太平兴国年间全面辑编前代文献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地舆总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宋朝崇医背景下涌现的多部本草名著。这是因今年的个人读书主题顺延至宋代，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肆虐之时，以吉利书名以及药物内容作为祛灾祝祷。

这些巨著繁富浩博，我只选览了应合年时的动植物部份，重点是搜觅鼠年草木典故。尽管，关于鼠向来没什么好话，即便与植物的关系亦然，如《诗经》名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老鼠与民争粮，从一开始便是人与庄稼的对峙面。但“鼠”与“书”、“树”谐音，故在书中缀拾一些相关花草，亦为好焉。

丽人蕉间痴情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的鼠之卷，收录了历代很多负面故事（如人对鼠的一向印象）以及正面记载（如鼠报恩救人、鼠助人富贵、见鼠舞为吉兆），最使我注视的是下列一则：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泷）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

——在岭南的红蕉花中，栖息着成双成对的红色飞鼠，它们相伴甚笃，如果一只被人捉走，另外一只决不肯逃去，人们视之为情爱意味，迷信的女人把它们当作可吸引异性的迷药、像饰物同样买来佩戴。这情形很是诡异，却也诡丽，那红艳花间相爱相守的红飞鼠，是颇有情味的意象。

该条是转载唐末在广州任官、假寓的刘恂所撰《岭表录异》。我因之去查原书，却另有发现：商璧等《岭表录异校补》的注释中说，这写的是蝙蝠，土语称为飞鼠。

再牵联读相关书。刘恂以前不久也在广州仕进的段公路写过《北户录》，已有相似记载，所述与《岭表录异》略有出入，但明确说是“红蝙蝠”，并点出其“背深红色”。更早一些，段成式《酉阳杂俎》便有“红蝙蝠”条，引用他人对他讲述：“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这似乎是最先的出处，看来属于唐朝广为传布的岭南趣闻，而段公路、刘恂以亲自入粤的阅历，对此一再深刻细化记叙。

综合以上资料，红飞鼠原来即红蝙蝠。事实上，鼠以及蝙蝠由于形似，常被联络在一块儿，同出于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引古书谓：“百岁之鼠化为蝙蝠。”而让人不堪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的源头，极可能就是蝙蝠。

只是，蝙蝠虽身携多种病毒，本来自幽居深岩穴穴，无碍于人，是人类扰乱自然环境、进食被其传染的野生动物（甚至吃蝙蝠本尊，《北户录》便有记载，称“其肉甚美”，食之可长寿羽化；苏轼诗《闻子由瘦》，也说他南贬期间所食有“薰鼠烧蝙蝠”），以此陋习，才染病而成疫灾的，不能怪到蝙蝠头上。对此，老友罗生开玩笑说：红飞鼠因人类捕杀失去伴侣，失恋以后伤心过度，迷失了自我，情绪失控遂成“鼠疫”了。另外一方面，蝠与“福”同音，在传统中本是吉利物，古画有钟馗蝙蝠图，乃驱鬼纳福之意。故此，鼠年在书中遇到这痴情鼠，也可算是以读解毒。

红飞鼠的传奇从唐到宋一直流传，除了了《太平广记》引用《岭表录异》，钱易《南部新书》也将《酉阳杂俎》那几句话稍为改动收入：“南中红蕉花，色红，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蝠。”——请注意，这一前（《酉阳杂俎》）一后（《南部新书》）两处，视角是首先落在红蕉花上的，不像中间的《北户录》《岭表录异》《太平广记》，从飞鼠蝙蝠说起、以之为主角。是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即红飞鼠寄居的红蕉，以此才形成美艳画面。

关于红蕉，宋朝从苏颂的《本草图经》到陈景沂的《全芳备祖》等草木专著，都陈陈相因地提到：甘蕉（即香蕉）中花色“红者如火把，谓之红蕉”。但这似乎只是一种蕉的别号，并不是通常作为独扬名称的红蕉。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岭南道”记各地土产，其中梅州有山蕉，昭州（今桂林一带）则有红蕉，但亦语焉不详。

对此，另外一位宋人范成大给出了谜底。他曾经执掌广西军政，通过在桂林的实地调查以及见闻写成的《桂海虞衡志》，之中各种“蕉子”以外，还有一则“红蕉花”，即是不属于芭蕉、香蕉的另外一种植物。他描写此花：“叶瘦类芦箬，中心抽条，条端发花……色正红，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点鲜绿，尤可爱。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辑逸校注》说，这是丽人蕉，并引宋人宋祁《益都方物略记》、明人王象晋《群芳谱》等为证，还指出在宋朝已植为观赏花卉。

许逸民的《酉阳杂俎校笺》，也引了范成大的记载来注解那些红蝙蝠聚焦的红蕉，说俗称丽人蕉。还有，范成大的部下周去非仿照《桂海虞衡志》撰写的《岭外代答》，基本袭用了前者的红蕉花内容，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亦云，此即丽人蕉。

作者家居左近的河边的丽人蕉

真实的红蕉是丽人蕉，已成定论。它属于丽人蕉科，与芭蕉科的芭蕉、香蕉其实很不相同，没有后者那么高身大叶，更没有可食用的蕉果，但一样是受人喜爱的园林植物，形态美，花朵大，花色艳（不限于正红，还有浅红、黄、橙等），花期长，至今都常见用作绿化栽培。——十余年前我游湖北，在这次新冠肺炎的发源地武汉，买过真柏著《花花草草的七情六欲》，里面丽人蕉一篇指出其“花色俱靓，茎叶俱美”：花朵炫目，火热焚烧，枝叶也动人，“宽厚大方”；并盛赞其随处可生的适应性，能净化有害空气以及污染水体。当此疫中，读这样的记叙别成心味。

再说红蕉与芭蕉之辨。陈菲等著《唐诗花园》，在同类书中难得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分两章介绍相对于应的唐诗。确切，原产热带的红蕉，在唐朝就已为来到南方的文人瞩目，柳宗元、李绅、徐凝、韩偓等都留下过专题诗文，我去年写的《大唐两广，草木三生》已谈到过，不多赘言，但要再次转引薛爱华《朱雀：唐朝的南方意象》的一句话：“红蕉在古代诗词中备受赞扬，它与这片朱雀的领土相得益彰。”——该书独到地指出，岭南以其自然环境，颜色主调是红，独有的红色花卉以及果实最能代表当地本色。

这“绿罗丛里著朱衣”（宋人胡用庄《咏红蕉》）的花间，还生活着红色的飞鼠，一静一动红中红，更加耀眼。而古代绘画、磁器中常呈现红色蝙蝠，寄意“鸿福”。然则，如果咱们不将疫情迁怒于蝙蝠的话，新年记此，亦为红艳艳的吉祥喜庆。

此外，丽人蕉一位也给这个意象增加了韵味。该名称从前引《群芳谱》可知，自明朝起已呈现。（另于雷寅威等编选《中国历代百花诗选》检得，确是最先在明代有皇甫汸等人赋咏《题丽人蕉》。又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记“红蕉花二种”，谓：“种自东粤来者，名丽人蕉。”）或许由于叶子与芭蕉类似，人们用“蕉”命名、乃至视为蕉的一种；而因花朵的鲜艳、姿态的曼妙，遂被以“丽人”为喻。——如真柏说的，丽人蕉之名“妩媚而亲切”，它“也的确不虚此名”。而红飞鼠在丽人之花中痴情相依，真是可爱的图景了。

所以，这丽人红蕉可谓鼠之情花。——

周作人《雨天的书》中《家乡的野菜》记曰：“黄花麦果通称鼠麴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季采嫩叶，捣烂去汁，以及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下述他家乡浙江旧时清明先后扫墓，会以之作供品。另“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先后多食之”。

郭宪《那些花儿》中《清明菜，清明粑》写道：清明时节，清明菜即鼠麴草生长蕃庑，花叶“黄绿相映，也是山城的一道景色”。“外婆将咱们采摘回来的清明菜用水淘去泥沙……切成短短的节，掺进面粉里调成稠稠的面糊，那面糊就绿莹莹地可爱……在锅里浇上一点油，舀上一瓢面糊，薄薄地摊在锅里，借着火力以及滚油，那面糊就变为了一张漂亮的清明粑，黄黄的面皮透着亮，悠悠地散着香气，可可地吸惹人。”（这是作者在重庆的儿时旧事，但该书是我十余年前在宜昌买的，由此也就唤起对疫区湖北的印象以及怀想。）

作者昔年武汉游的旅途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糕点，各地除了了叫法以及做法不同（如还会包着咸甜不一的各种馅料），用作材料的植物也不止鼠麴草，还有艾草等。但这艾草又不同于一般中医药用、常见于端五民俗的正宗的艾，而是野艾蒿或蒲月艾。（以上种种，宋乐天《无尽绿》中的《青与清明果》，蔡珠儿《种地书》中的《艾之味》，殷若衿《草木有趣——随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中的清明一章，都有详实介绍。）我所在的莞邑，至今仍维持清明时节吃艾角的传统习惯，那些加入米粉做成面皮、染色添香的野草，除了了艾，就有鼠麴草（邻邑惠州的老友严君则见告：当地做的粉果，也会在面皮里揉入土名叫艾的鼠麴草）。艾角的碧绿色协调独特清芬，是我的春日乡土记忆。

上述背景多为清明，但也有其他节日的。如严君说的惠州做粉果，是在冬至以及除了夕（用的是上一年采收晒干的鼠麴草）。又如周松芳的《广东味道》，讲潮州特点的粿，其中“春节有鼠曲粿，系将鼠曲草熬成汤汁，调入粿皮，裹馅压模，置叶上蒸熟而成”。此外就是前面提过的《荆楚岁时记》所载农历三月三，沈书枝《八九十枝花》中的《艾蒿与鼠麴草》，记她的故乡安徽用新采的鼠麴草做青团，也是在三月三的。

南朝梁代宗懍的《荆楚岁时记》所云：“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以及为粉，谓之龙舌粄，以厌时气。”后来还被收入唐人韩鄂《岁华纪丽》、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的三月三上巳节部份。另外，近代王蟫斋《月令琐事诗》的三月三日一首有云：“染罢高丽青艾饼。”自注典出《宋史·高丽国传》：“上巳日以青艾染饼，为盘馐之冠。”可见这类三月三艾饼（如前述，应包括了鼠麴草）在宋朝流传远至朝鲜，还是该节日的顶级食品。

三月三上巳，是我很感兴致的古代重要节日，喜欢其水滨洗涤、祓禊祈福的古意，以及后来演化出的曲水流觞、踏青游春等风尚，正如《荆楚岁时记》在“取鼠麴汁……”以前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沼泽间，为流杯曲水之饮。”现在才喜悉，除了了这种已熟知的赏心乐事，原来还有制食鼠麴汁龙舌粄、青艾饼的古风。这也对的，上巳的发源是洗垢消灾，人们要用香薰草药沐浴；而鼠麴草或艾草，可入药医治肺炎等，且有香味，正可兼辟邪之效。——《荆楚岁时记》记叙的古荆楚地区，即湖北，恰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借此也祝福可如鼠麴草之“压时气”（驱镇时疫），早日祛除了疫病。

作者写罢本文当日，刚好在自家花盆发现野生的鼠麴草

最后，是与名称有关的。“镇疫草”只是我给起的名字，至于正名鼠麴草，“鼠”字当如前面说过的、形容其叶如鼠耳；“麴”，李时珍《本草纲目》解释，是指“其花黄如麴色”。麴（曲）乃麦、豆等制来酿酒或做酱的发酵物，上面长着灰尘般的黄菌。古人似乎颇看重此物此色，衍生了“麴尘”等词，因而用来命名这类黄花小草，应是出于喜悦的心境。

上面还谈过鼠麴草的一些别号，但我更感兴致的是在《太平广记》读到的一则“无意草”，说：“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无意草。”该条出自《酉阳杂俎》，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注释说即鼠麴草。

《本草纲目》也引用了这则记载，猜测多是“蚍蜉食此，故有此名”。无非，蚍蜉酒草一位中还有个“酒”字，我想大概亦由麴延伸而来；蚍蜉是大蚁，它们吃鼠麴草，让人联想到形如蚂蚁的酒上浮滓泡沫（白居易“绿蚁新醅酒”便是这类“酒蚁”）。至于无意草，李时珍没有说明，不知典出为什么。但《太平御览》引三国魏时张揖撰《广雅》：“无意，鼠耳也。”可见此名发源很早。

“无意”，这个词让我低徊。“于心无事，于事无意。”既高迈圆融又虚空倦慵。“从此无意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唐李益《写情》）惆怅至极的决绝。而拜网络搜寻之便，查到我今年主题宋的重点人物苏轼，也屡次写过“无意”，之中很多源出于他服膺的陶渊明之《归去来辞》“云无意而出岫”，表达相似的出处心情，如《以及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望云楼》：“出本无意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等等。另外《送范景仁游洛中》：“得酒相逢乐，无意遇所安。”反应了苏东坡的注重友谊、豁达乐天、随遇而安。这两句诗正好将蚍蜉酒草与无意草二名结合在一块儿了。是啊，天地不仁，人如蝼蚁，但正因而才要相互珍视而勿彼此伤害（老友李兄的意思）；世事纷扰，不过麴尘，但正因而对再糟糕糕的遭受亦可鄙弃之而自乐自安。聊尽杯中酒（忽想起曾经在武汉喝过很酣畅的酒……），无意且去来。

——行文至此，前线疫情仍然严峻，说这些话，进而包含写这些花草小情趣，似乎有点阔别现实而无意无肝了。但是，我在鼠年读的第一本书、E·B·怀特的《精灵鼠小弟》，有段对话印象深入：“你先告知咱们，什么是重要的？”“幽暗下昼到头来呈现的一束阳光，音乐的一个音符，一个小宝宝脖子后面的香味……”是的，在生死大役以外、在各尽职责之余，对这样的日常美妙点滴，一样应当看重。就像鼠麴草，不无悲冷气息，除了了曾经相伴宋徽宗的清明涕泪，还有它制作的黄花麦果糕，如周作人所记，是用作清明扫墓祭祀；但是，这些青团在供奉死者的同时，亦供人们分享，且像《证类本草》等说的：“食之甜蜜。”这是一个很好的意味，是面对死亡暗影的生活姿态。什么是重要的？或许就包含心系防疫的同时，仍可以无所系心于苦涩、而守护一点点家常的甜蜜吧。

2020年2月8日、元宵节，新年启笔；

2月19日、雨水节气，重温自己昔年游鄂的书籍、纪行、照片（原来不少美好的花草，都是在湖北及武汉首次认识的），完成初稿；

鼠年正月收结的2月22日，修订二稿——是日偶然发现，阳台花盆居然野生了几棵鼠麴草，此乃首度飞来我家，刚好佐我此文，岂非天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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